2016年11月17日星期四

毛泽东:彭德怀是中朝两党共同敌人 图

彭德怀被打倒后,曾致信中共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毛说。毛泽东则表示:“高岗、彭德怀是我们两党的共同敌人”,“彭德怀不仅搞我们,也要搞你们的颠覆活动。”本文摘自腾讯网,作者谌旭彬,原题为《从苏联到中国:金日成针对志愿军的“告状史”》。

中共开国元帅彭德怀戎装照(图源:VCG)

斯大林几次暗示金别说了,金还是喋喋不休”

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三方虽为同一阵线,但内部冲突仍然甚多。以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方面,对志愿军有所不满时,常选择“告状”。作为翻译,师哲在战争期间,经常随彭德怀等人来往莫斯科,得以了解许多秘辛。据他回忆:

“朝鲜方面在斯大林面前对我们颇有微词,主要是说我们援朝是为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装备一批部队,即派去朝鲜实地作战,打一个时期仗就撤回来,然后再装备一批,再派出。如此轮番改装,轮番上前线,既熟悉了武器,又锻炼了军队。每改装一批只需十天半月。朝方向斯大林告的就是这个状。”①

1951年高岗、金日成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讨停战问题,“金日成急于告彭德怀的状,大意是说:彭德怀刚愎自用,自己决定一切,不听别人的话等等。斯大林几次暗示金别说了,金还是喋喋不休。”②

金氏选择向苏联告状,并不意外。其“朝鲜最高领袖”之身份,本就是依赖苏联扶持所得。1945年苏联出兵远东,选择在朝鲜半岛扶植与关系疏远的金日成(抗联游击队派),而非与延安关系密切的金枓奉、武亭(延安派),就已经埋下了中、朝纠纷的隐患。

金日成致信中共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德怀的处理”

1945年10月,延安派武装力量一部,曾由安东过鸭绿江,抵达朝鲜新义州,但却被苏联当局拦截,送回中国。③此事明确彰显了苏联排斥中共在朝鲜之影响力的隐秘心思。国共内战,延安不可能与苏联对抗,金枓奉、武亭等延安派军政干部,亦只得将部队留在中国,以非武装的个人身份回国。

1949年,应朝鲜方面要求,毛泽东同意将已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3.5万朝鲜族部队送回朝鲜。④金日成之所以在此时提出这种要求,乃是因为他与其所属游击队派系将领,已完成了对朝鲜人民军指挥权的彻底控制。

1950年12月3日,金日成来北京与毛泽东商议志愿军“联合司令部”问题,“毛泽东告以彭德怀为中国方面推出的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说推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⑤金雄与朴一禹,同是延安派骨干人物。美军仁川登陆后,朝战局势逆转,游击队派无力回天,不得不仰仗志愿军为主要作战力量,是金日成如此“主动”的关键。此外,金日成将自己划在“联合司令部”之外,也有保存游击队派武装力量,不受彭德怀节制的心思。

1953年斯大林去世,是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金日成感觉摆脱苏联的机会已经到来,遂提出所谓“主体思想”,苏联派与延安派一并成为其打击对象。另一方面,中国对朝鲜清洗延安派的反应,亦有变强硬的趋向。最典型者,莫过于1956年“八月事件”,金日成将一批延安派骨干打成“反党分子”时,由中方主导,派出由彭德怀和米高扬为首的中苏两党代表团,前往平壤调停,迫使金日成收回决议。有材料显示,此次调停曾涉及“有意撤换金”。⑥

至1957年,中苏关系趋恶,中朝关系因之改善,毛泽东向金日成表示“八月事件”中方的处理欠妥;金日成则致信中共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德怀)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⑦金日成的“告状”对象,从苏联变成了中国。毛泽东则表示:“高岗、彭德怀是我们两党的共同敌人”,“彭德怀不仅搞我们,也要搞你们的颠覆活动。”⑧

注释

①师哲:《抗美援朝时期的中苏朝关系》,收录于《外事见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P130。

②同上,P135。③金东吉:《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入朝及其挫折》。

④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⑤《军事活动纪事》(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P168-169。

⑥沈志华:《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

⑦彭苏:《命运前奏:彭德怀与朝鲜战争》,《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第24期。

⑧1962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朴金喆时的谈话,转引自余伟民《苏联与中朝关系(1945-1958)》,《冷战国际史研究·16》,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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