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8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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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课程融入习近平思想 家长老师反对个人崇拜

2017年1月16日,中国教育部召开记者会,公布新版高中课程,表示内容首次融入“习近平思想”。(教育部图片)

中国教育部公布新版高中课程,除了加入毛泽东思想外,更首次融入“习近平思想”,有及家长都修订课程,认为习近平是想搞个人崇拜,当局想以政治对进行教育,迫使学生爱党爱国。(黄乐涛报道)

教育部新修订的高中课程,包括语文等等各学科的内容,进一步强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增加中华文化及革命传统内容。

而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从14篇大增至72篇,并要求学生广泛阅读毛泽东诗词等“革命先辈”的名篇诗作,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课程,指要教导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中共领导的重要性。

教育部教材局局长郑富芝指出,2003年印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已沿用十馀年,面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之处,需要修订完善。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是本次课程标准修订的重点。

广东省高中语文科张老师接受本台时表示,对于当局将在高中课程中,加入毛泽东及习近平思想的做法,指当局扭曲了教育的真正意义,将中国过往不好的事情掩盖着,只是呈现国家美好的一面。当局更将教育政治化,他担心下一代孩子会在极权统治下接受教育,社会将来不但没有进步,未能走向文明,反而会愈来愈倒退。

张老师说︰那么她们(当局)就想把这个事情给淡化掉,改写历史,然后在年青人一代人的那个心目中,让历史以她们所希望的一种方式来(重现)吧,这个对毛时代的高度的肯定,已经在表明她在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吧。

湖南省小学教师林老师表示,现在当局修定高中课程只是第一步,他相信日后这种情况会蔓延至初中及小学。他极力反对当局这次修订课程的决定,认为课程中加入习近平的思想,是习近平自己想搞个人崇拜,要为小孩“洗脑”,务求令到全国人民都要尊重他。

林老师说︰我不赞成(修改课程内容),因为很典型的比如说就是这个个人崇拜,这么多年来,个人崇拜的话这个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现在又卷土重来的话,这肯定不是一个好事情,对孩子来说的话,肯定是有影响的。

广东家长王表示,他有一名读初中的,他反对当局于课本内加入毛泽东及习近平的思想,认为当局这样做只是想控制人民的思想。而他的儿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多年,亦被当局的政治思想薰陶。他都没有办法,唯有在课馀时间,自行教导儿子。

王先生说︰教育局这些动作,就说明意识形态现在愈来愈收紧,距离自由愈来愈远,愈来愈集权这个趋势,我一批评儿子,他骂我国民党,他说自己是,学校给他的教育是国民党是邪恶的,共产党是正义的,我肯定会教育儿子的,向他讲解真正的历史,以及普世价值。

王先生表示,希望当局教导小孩主要是以学术方面出发,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教育。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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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昭:"联合国军“18国再集结,”至暗时刻“恐为时不远

作者:文昭 来源:文昭谈古论今outube频道,文章内容只代表员个人观点。

文昭

文昭:"军“18国再集结,”至暗时刻“恐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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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导论之四:罪行的共谋

来源:正见网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主义在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个认识论难题依然存在:〝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主要属于法律范畴,将其用于研究,是否恰当?这些概念主要用于在纽伦堡谴责主义,具有时限性,用于旨在导出相关中期结论的历史研究,是否合适?另一方面,这些概念是否有受值得怀疑的〝价值观〞的影响,从而扭曲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首先,20世纪的历史已向我们显示:通过国家和党国(party-states)进行大规模杀戮,并非纳粹的专利。波斯尼亚和卢旺达近来的经历表明,这种行径作为本世纪(译者注:指20世纪)的标志之一仍在继续。

其次,某些意识形态和政治概念所直接导致的巨大人间,让人不可能无视犹太教与基督教文明和民主传统中隐含的人文主义思想,例如尊重人生命的思想。因此,恢复19世纪的历史研究方法可能是必要的,虽然那时的历史学家从事研究,更多的是为了做出判断而非弄懂所讨论的问题。多位著名历史学家都曾爽快地使用〝反人类罪〞这个词,来形容纳粹的罪行,包括让.皮埃尔.阿泽马(Jean-Perre Azema)在其题为〝奥斯威辛〞的文章中,以及皮埃尔.维达尔-纳杰(Pierre Vidal-Naquet)在其关于审判保罗.图维耶(Paul Touvier)的文章中。因此,使用这类术语和概念来描述共产政权犯下的罪行,似乎并无不妥。

除了掌权的共产党人对这些罪行是否直接负有责任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共谋的问题。1987年修订的《加拿大刑法》第7条(3.77)规定,反人类罪包括企图、合力进行事实上的共谋、为这种共谋提供谘询、协助,以及怂恿他人进行这种共谋等违法行为。这符合同一刑法第7条(3.76)对反人类罪的定义:〝企图或阴谋犯下、劝任何人犯下、协助或教唆任何人犯下这一行为,或成为相关的事后从犯(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20世纪20至50年代,有数十万人任职于共产国际各级和这个〝世界革命党〞的各级地方部门,当时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都对列宁及后来斯大林热情地表示认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数十万人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歌功颂德,并吹捧大跃进和文革的〝优点〞。离我们时代更近一些,当波尔布特上台时,人们普遍欢欣鼓舞。很多人会说他们〝当时不知道〞。毫无疑问,了解或发现真相当然并非总是易事,因为共产政权精通审查术,将其作为它们最青睐的手法,来掩盖它们真正的活动。但这种无知常常只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自欺欺人所造成的结果。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开始,关于这些暴行的诸多真相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且不可否认。这些辩护士中很多人都将他们过去信奉的共产神明抛诸脑后,转而悄然而谨慎地自欺欺人。一个极度无道德感的教义,试图消灭人们心中每一丝公民意识。我们该如何对待它呢,能对其带来的后果听之任之吗?

1969年,研究共产主义恐怖的先驱之一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写道:〝那么多人完完全全‘吞下’[大恐怖],很可能是这场恐怖如此得逞的原因之一。特别是,那些审判(译者注:指苏共内部旨在进行政治清洗之审判)如果没得到一些‘独立’的外国评论家认可,就如此引人关注了。例如,1936年,对季诺维也夫(译者注:苏共早期领导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处决)的首场审判秀获得了不应有的认可,政治暗杀就此恢复。这些权威人士应作为血腥的清洗政治之帮凶而被追责,或者至少应为上述事实负责。〞如果以该标准评判很多非共产党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共犯,那么对于共产党人的共犯又该如何评价呢?举个例子来说,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就因在1931年的一首诗中呼吁在法国创建共产主义政治警察,而公开表示后悔。

遭清洗之后又被流放到集中营的前共产国际约瑟夫.贝格尔(Joseph Berger),曾收到一位前古拉格被放逐者写的一封信。此人甚至在她获释回家后依然是共产党成员。贝格尔引述了信件内容:

我这一代的共产党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方式。我们默许了这些罪行,不仅苏联共产党人如此,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我们,尤其是活跃的和身处领导地位的党员,无论就个体而言,还是就整体而言,在良心上都带有污点。我们抹去污点的唯一方式,就是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这一切怎么可能呢?我们当时都发疯了?还是我们现在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叛逆?事实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直接听命于斯大林的那些领导人,都把这些罪行黑白颠倒了。我们当时相信,这些罪行是对社会主义胜利的重要贡献。我们以为,但凡所为是在苏联和世界上推动共产党的强权政治,就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从未料到,在共产主义政治与共产主义道德之间可能存在冲突。

但贝格尔却想两面讨好:〝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批评他人接受斯大林的政策(许多共产党员当时都没有接受它),不等于要去指责他们未阻止斯大林的罪行。以为任何人,无论地位如何,都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不了解斯大林的拜占庭式暴政。〞这样,贝格尔就为他以前身在苏联且困在其炼狱机器(infernal machine)内无法逃脱,找到了一个藉口。而西欧共产党人未曾直接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即秘密警察)逮捕。是什么样的自我欺骗,使他们一直不假思索地对这个体制及其领导人歌功颂德呢?他们为何没能在一开始就被警钟唤醒呢?马丁.玛利亚(Martin Malia)在其关于俄国革命的出色著作《苏维埃悲剧》(The Soviet Tragedy)中,拉起了窗簾的一角。他谈到〝这个悖论就是……制造巨大的罪行,需要宏大的理想〞。另一位研究共产主义的学者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则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两面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就如黑夜过后是白昼一样确定无疑。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译者注:法籍保加利亚裔哲学家)首先对此悖论作出回应:

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天真地猜想,极权主义是正常人绝不会向往的。然而,如果极权主义未能引诱那么多的人加入,它就绝不会存活那么久。还有一点,它是一部效率高得吓人的机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模式,并激励我们朝它去奋斗。毕竟,以理想之名来改变世界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此外,共产主义社会卸掉了个体自身的责任。总是有〝其他人〞来做决定。记住,个人责任能使人有不堪重负的感觉……极权主义体制对很多人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其诱惑力就根源于人对自由和责任的恐惧。这就解释了专制体制有其市场的原因 [这正是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书中的论题]。这一切并不新奇;波爱修斯(Boethius,译者注:6世纪早期罗马哲学家)很久以前在谈到〝甘愿为奴〞的心理时,就有了正确的见解。

迫不及待地自愿充当奴役体制之共谋,并不总是像它可能看上去的那样抽象和理论化。一味地接受或散播旨在隐瞒真相的宣传,一贯是积极共谋的表现。对于秘密和暗地里犯下的大规模罪行,曝光于聚光灯下是唯一有效的回应,但可能并不总是会成功,从卢旺达的悲剧中可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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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见江泽民 默多克直指邓文迪是中国间谍

来源:香港经济日报,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曾见江泽民 默多克直指邓文迪是中国间谍

中美谍影重重。继有美媒揭露,反间谍曾提醒总统特朗普女婿兼高级顾问,警惕媒体大亨梅铎的前妻邓文迪后,大爆特朗普政府内幕的新书《Fire and Fury: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的作者在Twitter表示,梅铎曾多次透露,其前妻是中国间谍。

《Fire and Fury》作者、记者沃尔夫(Michael Wolff)周二(16日)在Twitter表示,梅铎离婚后,曾多次告诉那些肯听得进去的人说,是中国间谍,从结婚开始就是。

49岁的邓文迪有传奇华裔女子之称,生于山东济南,父亲是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她于1988年到美国读书,曾在耶鲁大学商学院学习,后来在香港的Star TV工作,期间遇见母公司集团(News Corp.)的创办人梅铎。

邓文迪1999年与梅铎结婚,是梅铎的第三任妻子,据报邓文迪婚后曾帮助新闻集团在中国安排了一些交易,并与高层政治人物会面。邓的发言人表示,她有时与梅铎前往中国,但淡化了她在商业往来中扮演的角色。

2013年,邓文迪与梅铎结束14年的婚姻。曾有报道称,她离婚前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有暧昧关系,双方否认;离婚后,又曾传出邓文迪搭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和邓文迪也否认。

邓文迪否认知晓中国出资园林项目

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WSJ)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反间谍官员曾提醒库什纳,邓文迪可能利用与他夫妇俩的好友关系,推进中国政府的利益;当局又担忧,邓文迪涉及中国在美的亿元园林项目的游说。

不过,邓文迪与库什纳和其妻子伊万卡,均未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邓文迪方面亦否认知晓任何由中国政府出资的园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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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韩朝会谈是陷阱,金正恩的喘息之机,文在寅的死亡诱惑

作者:陈破空 来源:纵论天下youtube频道,内容只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

陈破空

2018年1月16日

陈破空:韩朝是陷阱,的喘息之机,的死亡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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