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8日星期四

【今日点击】美情报人员曾提醒川普女婿小心邓文迪

【今日点击】川普告知习近平 美中贸易现状不能持续

高中课程融入习近平思想 家长老师反对个人崇拜

2017年1月16日,中国教育部召开记者会,公布新版高中课程,表示内容首次融入“习近平思想”。(教育部图片)

中国教育部公布新版高中课程,除了加入毛泽东思想外,更首次融入“习近平思想”,有及家长都修订课程,认为习近平是想搞个人崇拜,当局想以政治对进行教育,迫使学生爱党爱国。(黄乐涛报道)

教育部新修订的高中课程,包括语文等等各学科的内容,进一步强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增加中华文化及革命传统内容。

而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从14篇大增至72篇,并要求学生广泛阅读毛泽东诗词等“革命先辈”的名篇诗作,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课程,指要教导学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中共领导的重要性。

教育部教材局局长郑富芝指出,2003年印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已沿用十馀年,面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之处,需要修订完善。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是本次课程标准修订的重点。

广东省高中语文科张老师接受本台时表示,对于当局将在高中课程中,加入毛泽东及习近平思想的做法,指当局扭曲了教育的真正意义,将中国过往不好的事情掩盖着,只是呈现国家美好的一面。当局更将教育政治化,他担心下一代孩子会在极权统治下接受教育,社会将来不但没有进步,未能走向文明,反而会愈来愈倒退。

张老师说︰那么她们(当局)就想把这个事情给淡化掉,改写历史,然后在年青人一代人的那个心目中,让历史以她们所希望的一种方式来(重现)吧,这个对毛时代的高度的肯定,已经在表明她在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吧。

湖南省小学教师林老师表示,现在当局修定高中课程只是第一步,他相信日后这种情况会蔓延至初中及小学。他极力反对当局这次修订课程的决定,认为课程中加入习近平的思想,是习近平自己想搞个人崇拜,要为小孩“洗脑”,务求令到全国人民都要尊重他。

林老师说︰我不赞成(修改课程内容),因为很典型的比如说就是这个个人崇拜,这么多年来,个人崇拜的话这个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现在又卷土重来的话,这肯定不是一个好事情,对孩子来说的话,肯定是有影响的。

广东家长王表示,他有一名读初中的,他反对当局于课本内加入毛泽东及习近平的思想,认为当局这样做只是想控制人民的思想。而他的儿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多年,亦被当局的政治思想薰陶。他都没有办法,唯有在课馀时间,自行教导儿子。

王先生说︰教育局这些动作,就说明意识形态现在愈来愈收紧,距离自由愈来愈远,愈来愈集权这个趋势,我一批评儿子,他骂我国民党,他说自己是,学校给他的教育是国民党是邪恶的,共产党是正义的,我肯定会教育儿子的,向他讲解真正的历史,以及普世价值。

王先生表示,希望当局教导小孩主要是以学术方面出发,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教育。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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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昭:"联合国军“18国再集结,”至暗时刻“恐为时不远

作者:文昭 来源:文昭谈古论今outube频道,文章内容只代表员个人观点。

文昭

文昭:"军“18国再集结,”至暗时刻“恐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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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黑皮书》导论之四:罪行的共谋

来源:正见网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主义在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个认识论难题依然存在:〝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主要属于法律范畴,将其用于研究,是否恰当?这些概念主要用于在纽伦堡谴责主义,具有时限性,用于旨在导出相关中期结论的历史研究,是否合适?另一方面,这些概念是否有受值得怀疑的〝价值观〞的影响,从而扭曲历史研究的客观性?

首先,20世纪的历史已向我们显示:通过国家和党国(party-states)进行大规模杀戮,并非纳粹的专利。波斯尼亚和卢旺达近来的经历表明,这种行径作为本世纪(译者注:指20世纪)的标志之一仍在继续。

其次,某些意识形态和政治概念所直接导致的巨大人间,让人不可能无视犹太教与基督教文明和民主传统中隐含的人文主义思想,例如尊重人生命的思想。因此,恢复19世纪的历史研究方法可能是必要的,虽然那时的历史学家从事研究,更多的是为了做出判断而非弄懂所讨论的问题。多位著名历史学家都曾爽快地使用〝反人类罪〞这个词,来形容纳粹的罪行,包括让.皮埃尔.阿泽马(Jean-Perre Azema)在其题为〝奥斯威辛〞的文章中,以及皮埃尔.维达尔-纳杰(Pierre Vidal-Naquet)在其关于审判保罗.图维耶(Paul Touvier)的文章中。因此,使用这类术语和概念来描述共产政权犯下的罪行,似乎并无不妥。

除了掌权的共产党人对这些罪行是否直接负有责任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共谋的问题。1987年修订的《加拿大刑法》第7条(3.77)规定,反人类罪包括企图、合力进行事实上的共谋、为这种共谋提供谘询、协助,以及怂恿他人进行这种共谋等违法行为。这符合同一刑法第7条(3.76)对反人类罪的定义:〝企图或阴谋犯下、劝任何人犯下、协助或教唆任何人犯下这一行为,或成为相关的事后从犯(着重部分由作者标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20世纪20至50年代,有数十万人任职于共产国际各级和这个〝世界革命党〞的各级地方部门,当时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都对列宁及后来斯大林热情地表示认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数十万人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歌功颂德,并吹捧大跃进和文革的〝优点〞。离我们时代更近一些,当波尔布特上台时,人们普遍欢欣鼓舞。很多人会说他们〝当时不知道〞。毫无疑问,了解或发现真相当然并非总是易事,因为共产政权精通审查术,将其作为它们最青睐的手法,来掩盖它们真正的活动。但这种无知常常只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自欺欺人所造成的结果。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开始,关于这些暴行的诸多真相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且不可否认。这些辩护士中很多人都将他们过去信奉的共产神明抛诸脑后,转而悄然而谨慎地自欺欺人。一个极度无道德感的教义,试图消灭人们心中每一丝公民意识。我们该如何对待它呢,能对其带来的后果听之任之吗?

1969年,研究共产主义恐怖的先驱之一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写道:〝那么多人完完全全‘吞下’[大恐怖],很可能是这场恐怖如此得逞的原因之一。特别是,那些审判(译者注:指苏共内部旨在进行政治清洗之审判)如果没得到一些‘独立’的外国评论家认可,就如此引人关注了。例如,1936年,对季诺维也夫(译者注:苏共早期领导人,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被处决)的首场审判秀获得了不应有的认可,政治暗杀就此恢复。这些权威人士应作为血腥的清洗政治之帮凶而被追责,或者至少应为上述事实负责。〞如果以该标准评判很多非共产党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共犯,那么对于共产党人的共犯又该如何评价呢?举个例子来说,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就因在1931年的一首诗中呼吁在法国创建共产主义政治警察,而公开表示后悔。

遭清洗之后又被流放到集中营的前共产国际约瑟夫.贝格尔(Joseph Berger),曾收到一位前古拉格被放逐者写的一封信。此人甚至在她获释回家后依然是共产党成员。贝格尔引述了信件内容:

我这一代的共产党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方式。我们默许了这些罪行,不仅苏联共产党人如此,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也是如此。我们,尤其是活跃的和身处领导地位的党员,无论就个体而言,还是就整体而言,在良心上都带有污点。我们抹去污点的唯一方式,就是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这一切怎么可能呢?我们当时都发疯了?还是我们现在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叛逆?事实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直接听命于斯大林的那些领导人,都把这些罪行黑白颠倒了。我们当时相信,这些罪行是对社会主义胜利的重要贡献。我们以为,但凡所为是在苏联和世界上推动共产党的强权政治,就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从未料到,在共产主义政治与共产主义道德之间可能存在冲突。

但贝格尔却想两面讨好:〝一方面,我个人认为,批评他人接受斯大林的政策(许多共产党员当时都没有接受它),不等于要去指责他们未阻止斯大林的罪行。以为任何人,无论地位如何,都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不了解斯大林的拜占庭式暴政。〞这样,贝格尔就为他以前身在苏联且困在其炼狱机器(infernal machine)内无法逃脱,找到了一个藉口。而西欧共产党人未曾直接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即秘密警察)逮捕。是什么样的自我欺骗,使他们一直不假思索地对这个体制及其领导人歌功颂德呢?他们为何没能在一开始就被警钟唤醒呢?马丁.玛利亚(Martin Malia)在其关于俄国革命的出色著作《苏维埃悲剧》(The Soviet Tragedy)中,拉起了窗簾的一角。他谈到〝这个悖论就是……制造巨大的罪行,需要宏大的理想〞。另一位研究共产主义的学者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则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两面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就如黑夜过后是白昼一样确定无疑。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译者注:法籍保加利亚裔哲学家)首先对此悖论作出回应:

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天真地猜想,极权主义是正常人绝不会向往的。然而,如果极权主义未能引诱那么多的人加入,它就绝不会存活那么久。还有一点,它是一部效率高得吓人的机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模式,并激励我们朝它去奋斗。毕竟,以理想之名来改变世界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征……此外,共产主义社会卸掉了个体自身的责任。总是有〝其他人〞来做决定。记住,个人责任能使人有不堪重负的感觉……极权主义体制对很多人有着强大的诱惑力,其诱惑力就根源于人对自由和责任的恐惧。这就解释了专制体制有其市场的原因 [这正是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书中的论题]。这一切并不新奇;波爱修斯(Boethius,译者注:6世纪早期罗马哲学家)很久以前在谈到〝甘愿为奴〞的心理时,就有了正确的见解。

迫不及待地自愿充当奴役体制之共谋,并不总是像它可能看上去的那样抽象和理论化。一味地接受或散播旨在隐瞒真相的宣传,一贯是积极共谋的表现。对于秘密和暗地里犯下的大规模罪行,曝光于聚光灯下是唯一有效的回应,但可能并不总是会成功,从卢旺达的悲剧中可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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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见江泽民 默多克直指邓文迪是中国间谍

来源:香港经济日报,旨在为读者提供多元,文章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曾见江泽民 默多克直指邓文迪是中国间谍

中美谍影重重。继有美媒揭露,反间谍曾提醒总统特朗普女婿兼高级顾问,警惕媒体大亨梅铎的前妻邓文迪后,大爆特朗普政府内幕的新书《Fire and Fury: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的作者在Twitter表示,梅铎曾多次透露,其前妻是中国间谍。

《Fire and Fury》作者、记者沃尔夫(Michael Wolff)周二(16日)在Twitter表示,梅铎离婚后,曾多次告诉那些肯听得进去的人说,是中国间谍,从结婚开始就是。

49岁的邓文迪有传奇华裔女子之称,生于山东济南,父亲是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她于1988年到美国读书,曾在耶鲁大学商学院学习,后来在香港的Star TV工作,期间遇见母公司集团(News Corp.)的创办人梅铎。

邓文迪1999年与梅铎结婚,是梅铎的第三任妻子,据报邓文迪婚后曾帮助新闻集团在中国安排了一些交易,并与高层政治人物会面。邓的发言人表示,她有时与梅铎前往中国,但淡化了她在商业往来中扮演的角色。

2013年,邓文迪与梅铎结束14年的婚姻。曾有报道称,她离婚前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有暧昧关系,双方否认;离婚后,又曾传出邓文迪搭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和邓文迪也否认。

邓文迪否认知晓中国出资园林项目

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WSJ)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反间谍官员曾提醒库什纳,邓文迪可能利用与他夫妇俩的好友关系,推进中国政府的利益;当局又担忧,邓文迪涉及中国在美的亿元园林项目的游说。

不过,邓文迪与库什纳和其妻子伊万卡,均未被指控有任何不当行为。邓文迪方面亦否认知晓任何由中国政府出资的园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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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韩朝会谈是陷阱,金正恩的喘息之机,文在寅的死亡诱惑

作者:陈破空 来源:纵论天下youtube频道,内容只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

陈破空

2018年1月16日

陈破空:韩朝是陷阱,的喘息之机,的死亡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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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将出席平昌冬奥开幕式 韩舆论嫌官小

中共中央委韩正(AFP)

韩国称中美日俄为周边四个强国,简称“四强”。他们通过外交渠道等曾要求四强领导人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其中,美国最先表示副总统彭斯会率团出席。继此之后,中国于星期二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将会出席开幕式。对此韩国舆论普遍认为,相对于韩国进行的外交努力,韩正的官职相对地小了一些。

自从去年5月就任韩国总统开始就积极地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当时的一个主要构想是,在习近平出席的国际上,平壤方面应该不会进行核武试验或导弹试射等挑衅,如此可以确保平昌冬奥会的成功举行。

根据这一构想,青瓦台提出文在寅于2017年底访问中国大陆,习近平于今年回访,并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提议。根据这一提议,文在寅总统于去年访问中国大陆,但是对于习近平回访的时间,和出席冬奥会开幕式与否,中方并未给出肯定的答复。只表示,“习近平主席不能出席时,会派遣高层代表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根据这一承诺,中方于星期二通过外交渠道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将会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

对此韩国舆论普遍认为,相对于美国派遣副总统出席,中国派遣的中央常委官职有点儿小。韩国环球经济研究所所长金大浩说(录音),“对于中国的这一安排,专家认为,中国将平昌冬奥会看作是一个不比大会的活动。中国好像在蔑视或玩弄我们付出的那么多努力和诚意。”

这里所说的不比朝鲜劳动党大会,是指中共常委兼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于2015年访问平壤,出席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指的是常委的排名上,刘云山当时的排名比这一届的韩正还高一些。

当然这只是此间韩国舆论的回应,并不代表政府的立场。

据青瓦台表示,文在寅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上星期通当时,文在寅曾邀请习主席至少出席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目前在等待中方的答复。

另一方面,周边四国当中的俄罗斯,由于尿检和禁赛等与国际奥委会的摩擦,普京总统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的可能性不会很大。日本方面,外务省已经表示,在韩国撕毁《2015年慰安妇协议》的情况下,安倍晋三首相不会出席开幕式。但是,在美国决定派遣彭斯副总统之后,日本出现动摇,对于出席与否目前处于犹豫状态。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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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评论】范长龙是江泽民直接压在习近平头上的军委副主席

习近平欲把“十年文革浩劫”改为“十年艰辛探索”?(高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中共“修史”出台“历史问题决议”#3只是时间问题》中已经 分析过了习近平已经顺利出台了他的“习氏”,“习氏宪法”肯定也会在两个月之后“高票通过”----“全票通过”也不足为奇。再往后,应该就会把起草中共历史上的第三部“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上议事日程了。

既然当年毛泽东是靠一纸“历史问题决议”奠定自己的核心地位,邓小平又是靠一纸“历史问题决议”开创了中共政权的“第二次历史飞跃”,那么已经把自己拔高为“新时代领路人”的习近平自然就有义务,有使命为他之前的“旧时代”做一历史性的总结。所以笔者也认为今年内匆忙出台“习氏历史问题决议”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终出台只是时间问题。以习近平上台迄今五年多来的言论和为依据,笔者更倾向于相信未来肯定会出台的“习氏历史问题决议”中,一定会会“旗帜鲜明”地把改革开放和八九镇压并列为邓小平为中共政权所立下的最重要的两大功绩!

习近平在他那份“八一九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训示全党:“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没有开明绅士,就得斗争。作为党的干部,不要去想博得社会各种人的喝彩、赢得海外各种舆论的好评。只要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坚持原则,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共产党人连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损失一点蜗角虚名吗?我们党也不会以这种虚名来评价干部。作为党的干部,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决不能东西摇摆、左右迎合!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作旁观者。今后,谁再围攻我们的同志,我们宣传思想部门要发声,党委要发声,各个方面都要发声!要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形成一呼百应的态势,不要怕被污名化。我常常讲干部要敢于担当,这就是一个重要检验。”

习近平这份讲话虽然不是直接论及八九六四镇压,但这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毛式“阶级斗争”思维在习近平头脑里无疑是根深蒂固,习近平总结历史也好,制定政策也好,一定都是会照此思路行事。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这段“习近平语录”中的“不争论”三个字。中共党内人人都知道,所谓的“不争论”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道: 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不搞争论,是我 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 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事后有中共党刊的权威理论文章介绍过“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思 想”有对内对外两方面的意涵。对内是指“对在改革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新事 物以及需要试验的东西不搞争论”;对外是指“在国与国之间、党 与党之间要坚持政治原则,但不搞无谓的意识 形态争论”。但据当年在广东省委内部工作的人士透露,邓小平南巡时讲“不争论”三个字时也提到过“八九风波”,大意是八九镇压之后面对国际上“很大的反对声音”,“我们采取了不争论,不针锋相对的回避策略”,“让时间证明我们面对那场风波的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及时的,必要的”。

习近平登基后不久即已经说过: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是不行的!领导干部要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进行斗争。我曾经说过,领导干部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有些干部对大是大非问题绕着走,态度暧昧,独善其身,怕丢分,怕人家说自己不开明。这是万万要不得的!这是什么羽毛?这是什么形象?故作开明姿态嘛!

据说上述讲话内容只是一份习近平专讲“对敌斗争”内容的删节版,诸如“我们党,我们的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担当,一味的沉默回避,只能让人家感觉我们理亏”等内容均没有对下传达,所以北京政坛早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当时所谓不能“让人家感觉我们理亏”是意有所指,具体就是六四镇压。

笔者在上篇文章里已经回顾过习近平下台之后曾在内部讲话中论及前苏联和苏共政权的解体,说是“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言下之意,中国党在危机关头没有令赵紫阳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就是因为有个“男儿”邓小平!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肯定还是要由王沪宁领军的“习近平思想创作小组”起草的中共政权第三号“历史问题决议”, 无疑会以十分肯定的笔调充分肯定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的生死关头采取的果断措施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引述过的时报中文版邓聿文的长篇评论文章《假如习近平做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也还分析道:除八九外,如何评价邓的改革,他要不要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负责,也是历史决议的一个难点。改革的成就当然不容否认,但改革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愈到后来愈严重,包括作为改革方法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够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腐败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就是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习上台后,成立改革小组,强调“顶层设计”和“群众获得感”,不以GDP为考核标准,提出绿色、共享发展理念,以及打击腐败、精准扶贫等,说明他意识到了邓的“摸论”、“猫论”、“先富论”带来的一系列后果,而力图纠正。因此,逻辑上讲,既然邓被中共树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自然也要为此负责。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现在假设一下,如果几年内习近平一定要仿效邓小平做一个新时代的“历史决议”,会怎么处理?很可能,习会从“多谈成绩,少谈错误”的角度去总结党在过去40年的历史。在涉及对邓和八九关系的评价上,他会采取邓在评价毛时所说的“历史宜粗不宜细”原则,对八九笼统带过,模糊表述,但不会不提;而对改革开放,则会把功劳放在邓身上,但对其中的问题和后果,不会明确指出要邓负责。

而依笔者之见,既然是“历史宜粗不宜细”,未来的第三号历史问题决议,也就是“习氏历史问题决议”在论及改革开放时就不会纠缠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过程中有那些负面作用,更何况我们外界所认为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负面因素很可能也会在习近平那里成了“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邓聿文先生的上述文章刊出之后,已经有外界政评人士附和讨论,分析了习近平在这第三份历史问题决议中是否会插入重评文革的内容。笔者的看法是,既然邓小平所做的第二份历史问题决议是一份阶段性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从时间角度只涵盖第一份历史决议产生之后----即所谓“建国以后”,所以未来的习近平也东施效颦,搞出一份“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可能性较大。如此一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所有内容,无论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革,还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都无需涉及。但即使这样,对党的两位“犯了错误”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内容绝对是不可能回避的。

当然,利令智昏的习近平直接搞出一份“关于建党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如果是这样,那么仅从重评文革的角度,习近平真是有可能把对文革的贬义评价“十年文革浩劫”改为中性的甚若是肯定性的评价,比如“十年艰辛探索”之类的说法。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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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中共 澳日将签署「军队互访协议」

澳洲总理滕博尔(Malcolm Turnbull)将於18日出访日本,并预计与日本首相晋三签订「军队互访协议」(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简称VFA),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半岛议题及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的主张,这项协议将逐步深化坎培拉与东京之间的外交与军事关系。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Finanl Times)报导,日本与澳洲双方领导人将进行会谈,并签订VFA,意味着双方军队将能在对方领土上进行军事训练。

报导指出,安倍的外交目标是在亚太建立联盟,透过多边贸易解决领土争端,目的是让中国在经济与军事发展上受阻。而澳洲被安倍视为「准盟友」之一。日本官员也指出,VFA的中心价值在於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性。

来源: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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