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9日星期六

史上中日第一战:日倾举国之兵——完败(组图)

作者: 李清源 大唐帝国和打了中日有史以来第一仗──白江口海战,日本大败。这一仗保住了半岛近千年的安宁。日本被大唐揍,其实是因为高句丽而顺带挨了一拳。 朝鲜的“三国时代” 大唐建国之初,朝鲜半岛上正在上演“三国演义”,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鼎足而立。其中,半岛北面和唐朝接壤的高句丽实力最强,是骚扰中原王朝东北边境的常客。半岛南面的百济和新罗则国小势弱,基本看高句丽、唐朝和日本的脸色行事。 对于唐朝来说,朝鲜半岛的混乱属于“历史 遗留问题 ”.早在隋代,文帝杨坚和炀帝杨广曾四次兴兵征讨过高句丽,不过结局都是虎头蛇尾。第一次文帝杨坚派遣三十万大军征讨,大军尚在中途,高句丽王高元就吓得遣使认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炀帝杨广的三次征伐也是草草收场,最后一次倾尽全国之力准备一举成功,却被山东人王薄一首销魂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搅了局。 一代英主李世民即位后,唐朝和高句丽的关系继续恶化,高句丽的权臣渊盖苏文对唐朝的外交态度强硬,经常纵兵扰乱边境。大唐帝国可不是只会“强烈谴责”和“严正抗议”的“鸡的屁(GDP)大国”。平定来自北方的主要威胁——突厥后,成为各族”天可汗”的李世民,很快腾出手对付这个不驯的高句丽了。 公元654年,李世民亲率十万大军攻打高句丽,一路拔城奏凯,但在安市的攻城战中消耗过大,冬季的严寒最终迫使李世民撤军。正是这次御驾亲征,使得李世民染上了疾病直至病故。这个梁子算结下了。 日本为啥扯进来? 前文说过,日本人对近邻朝鲜半岛一向虎视眈眈。新罗和百济两国地处朝鲜半岛南部,国力弱小,加之和日本最接近,所以对这个强邻一向敬畏有加,一度被迫向日本朝贡。不过,新罗脚踩两只船,一方面不得罪日本,一方面积极向大唐靠拢。这种外交上的变化激怒了日本人,有一次,新罗使者身着唐服出使日本,竟然被乱棍驱赶出境。 唐太宗攻打高句丽时,百济趁火打劫,抢占了新罗的十几个城池,日本也觉得是个瓜分新罗的好机会,所以加强了和百济的“通好”,等到高句丽从唐朝攻打的困境中脱身,也把矛头指向了新罗。亲唐的新罗,一下成了三个邻国的嘴边肥肉。 公元655年,唐高宗──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在位时期,新罗受到了百济和高句丽的联手进攻,一连被夺去三十三座城,新罗王金法敏紧急遣使到唐朝求援。新仇旧怨加一起,李治决定一揽子解决朝鲜问题。 李治派出了十三万大军援助新罗,讨伐百济。统帅是时年69岁的左卫大将军、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 在《说唐演义》里,苏定方被描写成一个卑鄙之人,真实的苏定方其实是大唐的无敌上将,北伐突厥,西征葱岭,东讨百济,《旧唐书》载:“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 公元660年3月,苏定方统率水陆大军近十三万,战船1900艘,加上五万新罗兵,一共十八万大军泰山压顶一样直捣百济。百济兵在熊津江口(今南部锦江口)据险抵抗,苏定方亲率精兵渡江进击,大败百济军,斩杀数千人,余众皆溃。苏定方乘胜直逼百济都城俱拔城(今韩国全州)。离城20里时,“贼倾国来拒,大战破之,杀虏万余人,追奔入郭(城)”,逼使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弃王位而“奔于北境”。唐军遂继续进军,围困其王城。此时由于城内百济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引起皇室内讧,百济王嫡孙扶余文思引本部向唐军投降,唐军登上城楼竖起大唐旗帜,扶余泰只得开门投降,随后百济大将祢植又押百济王扶余义慈来降,太子扶余隆见事已至此,只好率各城守将请降,于是百济平定,被分为六个州。 苏定方押解百济王扶余义慈、王太子扶余隆等人,回东都献俘,留下大将刘仁愿镇守百济旧都泗沘城,王文度任熊津都督,安抚百济旧部。唐朝大军一班师,百济的局势就变了,大将王文度渡海时病死,百济旧将福信召集余部叛唐,并遣使到日本求援,献唐俘一百余人,以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即王位。 当时日本的齐明天皇是个60多岁的老太太,执政的是她儿子──皇太子中大兄。中大兄不甘心日本的势力就此在朝鲜半岛瓦解,又看到鬼室福信献来的俘虏,觉得唐军不过尔尔,于是开始全国总动员,由齐明天皇御驾亲征,率领三万人马准备渡海作战。不料大军才到九州,齐明天皇染上瘟疫一命呜呼,出师不利。中大兄素服稱制,先发兵五千护送王子丰回国,鬼室福信将王子丰迎入周留城(今韩国扶安郡附近),即了王位。 在日本的出兵增援下,百济的复国势力越发壮大,反而将刘仁愿的部队围困在泗沘城。 刘仁愿遣使向大唐朝廷告急,李治想起了一个人,立刻诏令,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 刘仁轨,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家境清贫,因隋末战乱,闲居在家“恭谨好学”,算是个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人。唐初他只是做过地方小官和属官,以刚正闻名,但并无领军打仗的经历。好不容易机会来了,苏定方讨伐百济这年冬天,李治命大将李勣出兵高句丽,时任山东地方官的刘仁轨负责监统,不巧,出海遭遇风暴,未按期到达,因此被免职。李治下令刘仁轨“以白衣随军自效”。——就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随军效力。 因此,这次乃是刘仁轨第一次带兵出征,但军容严整号令严明,登陆朝鲜第一战,唐军与新罗军队联手出击,百济军“溺死者万余人”,百济旧都之围遂解。 这时,百济内部发生内讧,百济王扶余丰杀掉了复国功臣福信。在刘仁轨建议下,大将刘仁愿、孙仁师,和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兵,刘仁轨自己,带领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开往白江(白江即今天的韩国锦江,当时又称熊津江),水旱两路进攻百济叛军巢穴周留城,百济闻讯慌忙向日本和高句丽求援。 白江口海战 中大兄立刻倾全国之兵渡海作战,大军从白江口登陆,正好碰上刘仁轨率领的唐朝水师,一场大海战就此爆发。 白江口海面上,两支舰队在武装对峙着。这种不期而遇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是被动的。面对头上梳髻、手持长弓的倭人,身经百战的大唐士兵没有任何惊异,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强悍的突厥人、吐蕃人、高昌人、高句丽人战斗过。 唐日两军的实力对比为:唐军170艘战船,二万人(含新罗兵五千),大唐国力富足,战船主要是楼船、艨艟、斗舰等高大船只,加上走轲、游艇、海鹘等小型船,特别是还有一种配备了火器的”火舰”;日军1000艘战船,三万二千人(含百济兵五千),在人数上占优,尤其战船几乎是唐军的6倍。有不少历史文章都认为日本战船很小,其实这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支水军是一支兼具大小船只的混合部队。并且小船在江水中作战未必没有发挥优势的余地。 双方数万之众,在这片并不开阔的水域苦战了两天之久,可以想像战事的残酷。两天之内,双方经过连续四轮接战,日方四百余艘船只惨遭焚毁。在《旧唐书》里只有简洁的一段话:“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说起来,大唐盛世可不是吹出来的,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对外战争也攻无不克,这种击溃敌军的遭遇战,在唐军的辉煌战史上实在不算什么──就连以一人敌一国,几乎灭掉天竺的使节王玄策,在唐史上都是默默无闻之辈。那个名将璀璨的时代,只能让今人仰望感慨。 通过朝鲜和日本的史料,我们大致了解到白江口之战的过程。 倭济水军利用己方大小船只兼备,小船行动便捷的优势,在不到入海口的狭小区域内首先对唐军发动主动攻击,以避免唐军舰船发挥出海入江之后的优势。但苦于唐船高大,仰攻十分被动,很快被唐军飞蝗一样的弓弩射退。 尝到唐军的苦头后,日军将领并未吸取教训,“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日本书纪》)。 刘仁轨见日军贸然来攻,便指挥高大的唐船将日船左右包围,使其不得回旋,随后再施以冲撞和火攻。“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日本书纪》)。朴市田来津是日军勇将,只不过“嗔杀数十人”的记载太多简略,不知道是杀的唐兵还是自己手下。 对于庐原君臣所部驰援盛况,《日本书纪》记载:“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臣,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但日本一代名将庐原君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长途跋涉,经海由陆,带来的整整一万日本青壮男子竟是为了赶上这趟死亡之旅。 战争到了最后,战场转至江水入海口一带,倭军船队被彻底击垮。倭济联军舰队中的主力部分从西元660年就开始建造,最初的船坞地点在今日本静冈县,前后共花费四年时间。在这场战争中毁于一旦。 在岸上,倭济陆军也被唐罗联军击败,“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 中日史上第一战,以唐军的压倒性胜利而告终:日军400多艘船只沉入了海底,士兵溺死无数,日军剩下的船只载着残兵,惶惶逃回日本。 因倭济联军主力已在白江口遭到毁灭性打击,周留城守军完全丧失斗志,周留城里的百济王丰闻风丧胆,趁乱逃奔高句丽,在城中苦撑的百济王族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等人率众投降。先行登陆的一部日军则彻底丧失了斗志,各自寻船逃生:“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大唐帝国顺利灭掉百济,五年之后又灭了高句丽,而与唐友好的新罗最终强大起来统一了半岛。 唐高宗任命百济国末代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并诏刘仁轨将兵镇守百济,孙仁帅、刘仁愿还朝。由于扶余隆不愿赴任,刘仁轨转任检校(代理 )熊津都督,暂时成为大唐在百济的最高军政长官。 大唐气象 大唐气象之所以在高宗时期得以延续,并承前启后,从刘仁愿将军归朝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得出其原由。 刘仁愿回到京师之后,高宗皇帝问他:“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怎能有这般的本事?” 刘仁愿不可能不清楚,前方大捷回京面圣之日,也是论功受赏之时,但他却这样答道:“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力所能及也。” 高宗皇帝很高兴,遂加刘仁轨六阶官,并正式授之为带方州刺史(此前为检校带方州刺史,即代理),还在长安城里为其建造了一处大房产。刘仁轨的妻、子也都得到了赏赐,远在海东之地的刘仁轨在不久之后还将受到上谕嘉奖。 站在一旁的上官仪说了句公道话:“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此后,百济旧地即大唐熊津都督府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刘仁轨已六十三岁,他在熊津都督任上尽心尽力,走下战马的将军致力于将百济旧地经营为一片沃土。 他下令军民收敛骸骨,并由官方出面公开祭祀所有亡灵;并制定详细计划“修录户口”、“整理村落”,使普通百姓具有基本的安居之所;他还一改百济原有的方、郡、县行政体制,重新编为府、州、县,与大唐内地行政序列保持一致性,“署置官长”,在各级行政体制的位置上,有百济人也有汉人。更有诸如“开通途路,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等具体的战后重建措施。而“立唐社稷”、颁示正朔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措施。供奉大唐社稷,则意味着遵大唐正朔,这充分说明此时大唐对百济旧地所进行的管辖是直属性的,已经不同于羁縻州序列。 刘仁轨的努力效果明显,短短几年之内,“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其战后重建工作得到唐朝中央政府的支援。 日本国内,则一片战争惊恐,生怕唐军乘胜”直捣黄龙”,于是在九州等沿海地段大量修筑山城作为防线。但日本人多虑了,大唐帝国非但没有进攻这个岛国。反而派出一个人数多达254人的庞大使节团,抵达九州候命请见日本尚未正式继位为天皇的中大兄。 由于摸不清唐人葫芦里卖什么药,中大兄无奈之下采取了一个笨方法:把唐使留在九州好吃好喝款待着,既不敢驱赶,也不同意进京,唐使逗留了几个月后,在日本护送代表团殷勤陪同下回国。 遣唐使 不过,被狠狠揍了一顿的日本人,没有因此对中国 怀恨在心。唐使来访后,有了台阶下的日本遣唐使人数,陡然比以往增加了两倍!从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求贤若渴的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每次少则三四百人,多则八百余人,肩负着“取经”重任的日本留学生们像海绵一样,从盛唐文化里汲取了无数养分,滋养了大和民族。日本同时代的中央制度、律令、历法、节俗、建筑、服饰、中医、文学、艺术、宗教、书画、雕塑,甚至刀剑、围棋、相扑这些后世日本的技艺强项,统统来自唐朝。日本近代着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比喻很精妙:“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碱水一样,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日本遣唐使部分航线 在唐朝,日本遣唐使是所有国外使者中最有风度和礼貌的客人。文献记载中,唐朝人形容日本使者“容止温雅”,话说当时派遣遣唐使是日本朝廷的一件大事,每次任命的遣唐使都要“海选”:首先是没有劣迹的朝廷官员,其次要有学问,毕竟肩负着学习先进文化的重任,另外,相貌要仪表堂堂,举止要有风度。出海之前,天皇常常大设宴席,和诗赐刀相送,并再三谆谆告诫:“你们这一去,和气为重,既要学成东西,也不能有失国体。”而一旦使船返回日本,天皇也亲自设宴迎接,对完成任务的使臣加官进爵,对不幸遇难者厚加抚恤。 总体来说,唐代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最有好感的黄金岁月,这依赖于日本一批一批恭恭敬敬的遣唐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举止温雅求学若渴,也留下了中日史上最缠绵的一页。 责任编辑:夏裔 来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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