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东南六环外的马驹桥，是这座城市最知名的日结工聚集地之一。每天凌晨，找活的人聚集在街头，等待中介和招工车辆将他们带往快递分拣场、食品厂、建筑工地和安保现场。在马驹桥，可以用很少的钱维持当下的生活。在马驹桥，即使身上只剩几十元，一个人仍有可能吃一顿饭、睡一晚，再等第二天的工作。马驹桥一辈子单身、没有办法娶妻生子的人很多。他们的经济条件大多不好，其他地方也不突出，恋爱和婚姻自然实现起来遥遥无期。
“有钱不住天通苑，落难必闯马驹桥。”在北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位于北京东南六环外的马驹桥，是这座城市最知名的日结工聚集地之一。每天凌晨，找活的人聚集在街头，等待中介和招工车辆将他们带往快递分拣场、食品厂、建筑工地和安保现场。
这里生活的门槛很低：许多工作不问学历和过往，干完当天结钱;附近又有廉价的出租屋、床位和饭馆，让一个手头只剩几十元的人也能暂时落脚。
因此，马驹桥既是许多劳动者陷入困境后的退路，也是一个“干一天、歇三天”的低成本漩涡。
丛瑞安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2018年，还在读本科的他第一次来到马驹桥，住进一间40元一晚的潮湿出租屋，随后跟着招工车辆前往冷库，做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日结临时工。
此后八年，他不断回到这里，做过快递分拣、安保和工厂流水线等日结工作，也在街头、出租屋和微信群里持续观察日结工的生活。2026年，他将这八年的临时工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一书。
从最初的短暂体验，到后来不断重返马驹桥，这里既是他的观察对象，也是他亲身进入过的生活世界。他熟悉凌晨的招工人群、漫长的流水线和潮湿的出租屋，也记得那些一边教他偷懒技巧，一边劝他离开日结生活的工友。
在丛瑞安看来，这里的日结工并非天生懒散。他们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和每个普通劳动者一样。而他们的生活，也映照着每个劳动者的处境。
我们和丛瑞安聊了聊，以下是他的自述。
我第一次去马驹桥，是2018年的国庆假期。当时我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一名大二的学生，同学邀我一起前往马驹桥做调研，在那做一天的日结工。
那是一个打工者聚集的城中村，我跟着他来到这里，在一间40元一晚、阴暗潮湿的出租屋住了一晚，第二天跟着招工车去廊坊的冷库做日结。
那次经历成为我后来持续观察马驹桥的起点。
我来到马驹桥的第一个感觉是，它很符合人们对城中村的刻板印象：低矮的楼房，狭窄泥泞的街道，周围都是打工者，穿着也不太好，年龄比较大，看上去饱经风霜。街边是一些等活儿的临时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生意可能都存在。
马驹桥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庞大的日结市场，不只是因为房租便宜。它的北侧连接亦庄及周边的电子、汽车零部件、食品加工、仓储物流产业，又有高速公路和公共交通将工人运往北京、廊坊等地。产业的临时用工需求、便利的交通和低成本居住空间，共同把这里变成一个巨大的劳动力接口。
外界对马驹桥最刻板的印象，主要来自路口街头早晚等工的人群。这个画面最符合大家对临时工聚集区的想象。
凌晨4点左右，天蒙蒙亮，早餐铺已经开门，远远地亮着灯光。店铺门口的台阶上，已经有人站着或坐着等活，天气冷的话，就缩到周围酒店的走廊里避风。
到5点，在十字路口等活的人越来越多，弥散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甚至机动车道上。木工、瓦工带着自己的工具，做保洁的女工提着装有抹布、拖把的水桶。
一个看起来年轻、整洁的招工者一出现，人群就会迅速围拢上去问，“招人吗”。到了上午9点还没找到活的人，有的回去睡觉，有的留在街边聊天。下午四五点，这里又热闹起来，夜班临时工招工重新开始了。
马驹桥街头等工的人/受访者供图
现在官方的零工市场可以提供座椅、饮水、充电、存包、岗位群、投诉登记和休息空间，部分招聘还配有班车和早餐券。但不少工人还是愿意站在街头。正规市场招工需要提前登记，街头则能随时找到临时、非标准的小活。
更重要的是，街头不仅是找工作的地方，还是工人见熟人、交换消息和“沾人气”的公共空间。
在这样的市场中，一个人能否找到活，往往在几秒钟之内就被决定。年龄、穿衣打扮、性别，都是很现实的限制条件。
中介最偏爱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年轻男性，穿得整齐利落，看起来健康，不是特别胖，也不是特别瘦;不胡子拉碴，头发也不凌乱。这样的人最容易被挑中，基本什么活都能找。
虽然什么样的人都可能找不到工作，但只能说，有些人更不容易被挑选。
比如一个人留着很长的胡子和头发，穿得很破烂，整天醉醺醺的，就不好找工作。挑工的人会觉得，你如果一直好好干活，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也会觉得你看起来不太可靠。
马驹桥不是一个适合年老者谋生的地方。如果年龄太大，他们会认为你的体力不行、干不了活。
我的感觉是，40岁以后就开始不好找了，超过50岁就更难。
这里的人很多长期风吹日晒，看起来会比真实年龄老很多。我之前在街头遇到过一个叫老刘的，他身份证上的年龄是50岁，看起来却像60岁。到马驹桥两个月后，他第一个月只找到七八天的活，接下来一个月一份活也没接到。
所以，很多年龄大的人会把年龄往小了报，比如50岁的人说自己45岁。这里没人会掏身份证给你看，就算看身份证，也不一定管用，招工的人主要还是看外貌、凭眼缘来决定要不要你。
在清晨和夜晚等工的人群里，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出现的女性，多是看起来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要么是性格比较泼辣的四五十岁妇女。偶尔出现年轻女性，十有八九不是来找工，而是来招工，或者是来做调研的学生、寒暑假的学生工。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驹桥的女性日结工很少。她们更多通过微信群寻找包装、保洁等工作，也更倾向于结伴出发。
女性工作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岗位分配上。在马驹桥的用工市场存在一种性别刻板印象：男性体力好、能干重活，但更难管理;女性听话、细心，但体力弱。所以像包装这类工作，或者需要数数的工作，可能更愿意要女性;清洁工也比较愿意要女性。拆装舞台、搬运和工地安保就通常只招男性。
性别把他们分到了两类工作里，也就意味着男女能选择的工作种类不一样。有些工作只要男性，有些工作男女都可以，有些工作只要女性。
但总的来看，只招女性，或者能让女性在选择中占优势的工作比较少。这让女性的就业渠道更窄，也更专业化、更集中，所以她们会有更多专门的微信群，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小圈子。
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比较偏向女性、或者优先要女性的岗位，在街头很少出现。有时街头会招几个清洁工、开荒工，但只是偶尔，而且一般要几个老太太就够了。
所以工作之外，在街头更难看到她们。她们内部之间也不得不更团结一些，会彼此抱团、相互照顾。
与之相比，我去过广州的康乐村，那里聚集着大量小型制衣厂。那里的工人男女都有，而且女性数量特别多。因为制衣这个产业男女都能干，有时女性还会受到一些优待。当女性不再是极少数时，她们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会获得更多安全感。
但马驹桥不是这样。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走在以男性为主的工人中间，那种环境和感觉，你是可以想象的，她会觉得很不适应。
女性越少，越容易成为被打量和骚扰的对象;因为更容易遭遇这些风险，她们更不愿意出现在街头，女性变得更加少数。这可能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
此外，女性还要承受一些不容易被看见的身体成本。
对于依靠日结收入生活的女工来说，生理期不只是身体不适，还意味着是否要放弃当天收入、能否在流水线上及时去厕所，以及如何在简陋的临时出租屋里清洗和晾晒衣物。保洁、洗碗、食品称量和包装等工作，可能要求她们长时间站立、接触冷水或者忍受刺鼻气味，让身体的不适进一步加重。
马驹桥的食宿虽然便宜，经期用品的价格却不会因此降低。为了节省开支，很多女性不得不在价格和质量之间作出艰难选择。拥挤、缺少隐私的居住条件，也让换洗、清洁和休息变得更加困难。
在街头几乎看不见女工/受访者供图
女性之间也形成了一套具体的互助方式。她们结伴找工、相互确认招工信息，在工作现场提醒彼此怎样保存体力、怎样应付工头，也会劝刚来的年轻女孩不要长期留下。
有一次我看到一些女性长期工准备签合同，领头的大姐对她的姐妹们坚定地说：“我先看看合同，我说不行你们谁都别签啊。”
一位做绿化日结的李大姐，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即使出来干日结，也会烫头发、涂口红，自豪地夸自己有多么能干，“我干活不比男人差”。
那天，我带了两位女同学一起打工。李大姐嘴上数落她们不会干活，实际上却一直把她们带在身边，教她们怎样干活省力，提醒她们提防不怀好意的工头，还会在工头过来时替她们打圆场。
她反复劝年轻女孩回去读书，或者至少学一门技术，提醒几个女孩不要重蹈她的覆辙。
中午休息时，一个女同学从枝头摘下一朵小花，别在头上。李大姐看到了，又摘来一朵白玉兰，仔细替她戴好。旁边另一名女工笑着说：“小姑娘就该戴红花，戴白花像什么样子。”她随即摘来一朵红花递给李大姐，李大姐重新替女孩戴上，露出满意的表情。
满身尘土的工人们原本疲惫地站在一旁，听到后纷纷看向这里，指着她们笑了起来。
在马驹桥，判断一份工作是不是“好活”，不能只看一天给多少钱。对不同的人来说，“好活”的衡量标准不一样。
工人会计算工时、体力消耗、管理方式和精神上的难受程度。有些工作日薪稍高，但要连续干十二个小时，不让喝水、休息，不断被催促和训斥，大家依然不愿意去。比如快递分拣。它的工资相对高，但体力上很累，精神感受也不太好。工资又没有高到让人特别愿意去干，所以很多人不太愿意选择。
相反，搬家装卸三小时能拿一两百元，虽然一天只能挣这一两百块，但工作时间很短，收入也不算差。
有时上级领导来检查，临时雇十个保安过去，给120、130元，甚至150元，大家都会抢着报名。我还见过一个比较好的充场活，是台球厅开业，找人过去充场，一百多块钱一个人，到了那里可以随便玩，还能拿钱。还有一次，不知道是比赛还是什么活动，在篮球场，只要会打篮球，过去就给钱。这些好活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第一次做的日结工是冷库工作，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日薪140元。冷库很冷，温度大概零下18摄氏度，每次进去不到半小时就可以出来休息，休息时还能看手机。现场的几个女管理者说话温和，很少催促工人。这份工作虽然冷，却让我觉得“很不日结工”。它工作强度低，有尊严，对自己的时间又有很大掌控，像是在学校里帮忙干活。
冷库的工作可以算是我理解这里的一个起点。至少我第一次知道日结劳动是怎样组织起来的，也开始和不同的打工者交流。
但第二次我去做快递分拣，感受就完全不同。工作从早上7点持续到晚上7点，日薪200元。工人被装进改装过的面包车送到分拣点，在寒冷的敞棚里搬、扔、扫描包裹。午饭前，我扫描的包裹已经超过一千件。工作结束后，全身疼了好几天，耳边还会出现包裹碰撞和机器运转的声音。
我印象里做过最痛苦的，是生产抗原试纸的日结工。这份工作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管一顿饭，工资190元。那段时间，药厂大量招收临时工，每天都有一辆辆旅游大巴载着工人从马驹桥出发。
到产业园之后，我们被中介不断吆喝着向前赶。我最终被安排到一条流水线旁，负责把测试条插进试纸底壳，再交给旁边的人扣上盖子。工作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也不费力。
但真正让我难受的是，药厂流水线上，我对身体几乎完全没有掌控，只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车间里没有钟，手机被收走，我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玻璃墙外，长期工、线长和监工来回走动，可以随时看见我们的一举一动。
车间里除了机器的轰鸣，就是此起彼伏的催促和训斥：嫌我们速度慢，指责我们偷懒，比较工人的速度互相刺激，动不动就以开除威胁。这些声音比机器的轰鸣声还令人难以忍受。
我过去做日结时，遇到难熬的工作会在心里默背相声段子，让自己暂时走神。这一次，我连续试了七八次，都被手上的动作和身边的叫骂打断。
去厕所虽然被允许，却免不了遭到数落。最令人痛苦的是，车间里没有钟表，看不了时间。我无法掌握时间的流动，不知道还要干多久。
终于到了吃饭时间，我们仍被催赶着排队、领饭，不准拿手机和水。监工们大声催促着赶紧吃完就回去。
我一向是有盒饭必吃完，再难吃的也不例外，那天却第一次几乎吃不下东西。我拿着盒饭，不知道该怎样做。我竟然觉得在这里吃饭很荒谬。
离开药厂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依然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没有从药厂流水线上脱离。在商店和食堂里，我会莫名感到紧张，仿佛随时有人从背后训斥、催促我。看到对我笑脸相迎的人，我都感到陌生或奇怪。在不经意的瞬间，我的大脑就会切换回那个充满责骂、吼叫声的冰冷的车间。
马驹桥的街头/受访者供图
有人可能会问，是不是因为我比较敏锐才会感受到这些，而工人已经麻木了?可人为什么会麻木?麻木不正是感情体验不断被磨损的结果吗?正因为情感在工作中反复被打压、被压制，人才会变得麻木。
我和其他临时工谈起药厂，有人说自己只干了半天就跑了，也有人做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去。
所以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体验。很多工人都会说自己没有尊严，在工作中很不舒服，也会抱怨这个工作不好干，那个工作里总被骂、被催。
后来做更多工作，我看到工人受到更强烈的压制、更不自由、更多的训斥。绝大部分工作不会让人感到满足，而会带来痛苦、压抑。每份工作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异化，差别体现在劳动强度、身体和精神上的感受，以及劳动过程怎样被管理。
相比其他工作而言，保安算是轻松又安全了。但我还在微信群里看过很多人争论为什么不愿意做保安，不止一两个人会说：“那个保安我不干了，它让我敬礼，像狗一样。”
在住宅小区和写字楼里的保安岗位，大多是需要给业主、上班 白领敬礼致意的。有业主进门了，他们需要站起来敬礼，说声“早上好”。这让临时工觉得自己没有尊严。
这件事其实很严肃：敬礼本来是一个看似文明、尊重的符号，为什么到了这种劳动关系里，意义却变了?
保安并非是一个普遍受尊重的职业，甚至还时常受到嘲讽。社会上普遍认为“干保安就是躺平没能耐”，临时工们自己也觉得，“干保安会把人干废了”。他们不仅受到社会上普遍的否认，甚至还有自我否认。
对他们来说，敬礼意味着自己只是一个单方面讨好别人的形象，别人对这样的讨好却可以不理不睬。
他们敬礼的对象只是普通人，对方甚至可以完全不理会这种敬礼，最多就是点一下头。当然，对方可能是忙或是没看到，但是对于许多保安而言，这确实就是一种不被理会乃至不被尊重的状态。
丛瑞安做跨年夜演唱会的保安/受访者供图
很多人还不理解，为什么工人干到一半会直接溜走，哪怕已经干的工资不要了也要走。人们会觉得，他们既然缺钱，就应该更牢地抓住钱，其实未必。
对很多人来说，工作和工资本来就是不确定的，生活已经低到这个地步，一天的工资有时反而没那么重要。
我们习惯认为，多干一天活就能多拿一天工资。但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不确定，也没有什么保障，大不了和你闹翻，这一天工资我不要了就完了。
人当然会重视自己的体验和尊严。每个人都有尊严，马驹桥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是一样的。
在马驹桥，可以用很少的钱维持当下的生活。
我在这几年里见过三四元一份、由剩菜拼成的盒饭，也见过十元左右的普通快餐;床位最低十五至二十元一晚，简陋单间四十至六十元，月租大多在六百至九百元之间。
在马驹桥，即使身上只剩几十元，一个人仍有可能吃一顿饭、睡一晚，再等第二天的工作。
有人因为网贷、网赌沦落到这里做日结。银行卡被冻结也好，欠了几十万也好，都可以和老板商量发现金，还能谋生。
生活成本低，不是人们“躺平”或者一直做日结的全部原因。
日结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自由。我如果在工厂里做长期工，会感觉上班被控制，下班也被控制，一切都受外部安排，这让我很不舒服。
做日结则可以干几天、休息几天;生活成本又低，这种高度的自由和自主空间，是其他工作很难提供的。所以他们会更愿意留在这里。
但这同时也说明，其他工作确实很不好，或者说他们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一个没有什么技术的人，无论做日结还是非日结，往往面对的都是待遇不怎么样、别人对你态度也不怎么样的工作，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打击，自然更不想工作。
很多人会说，自己“干日结把自己干废了”：原来只是想过渡一阵，过渡着过渡着，却越来越习惯这种自由和舒服，最后出不来了。
从外界视角看，想要离开这里似乎只需要一点意志力，好像只要发愤努力、不管别的事情、坚持去干活，就能走出去。
但实际上需要的意志力非常强。一个人在社会上反复碰壁以后，还能不能保留这种意志力?当他已经落到那个处境里，就更难找到新的可能性。
马驹桥的出租屋/受访者提供
在这里，和日结工相比，长期工并不是天然更好的选项。
首先，找长期工的过程本身遍布风险：工作到底好不好，实际情况和承诺是否一致?其次，长期工意味着长期的管束和固定的人际关系，这很不自由。
再者，从经济理性上看，长期工可能更合适，但从精神感受或者工人自己的判断看，未必如此;甚至在不少情况下，从物质和经济角度看，长期工也不一定值得选择。
我天天干活，最后也许能攒下一些钱，可有时还会被扣钱、被坑，付出那么多劳动却拿不到合适的报酬。即使拿到钱，我能这样干一辈子吗?好像也不能。
让一个年轻人的一生停留在一份辛苦的工厂工作上，干几十年，再回家相亲、结婚，他会问这一辈子活的是什么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有些人的理想不是留在这里做长期工，哪怕找到长期工，他也不想一直干。他宁愿先攒点钱，去开滴滴、送外卖或者开一家小店，过一种“自由人”的生活，而不是“工厂的人”的生活。
在他们的感受里，工厂既没有合适的收入，也没有尊严;到了外面，也许能得到一些收入，也许还能得到一些自由和尊严。
很多人做日结时想：“我一定要找个长期工，再怎么样也比日结好。”真做起长期工，又会觉得：“不行，我还是回去做日结吧，日结再怎么样也比长期工好。”
“这山望着那山高”，很多人都这样，发毒誓说要稳定下来，稳着稳着发现自己稳不住，最后又跑回来做日结。这种事情太多了。
长期工也没有多么有保障，本质上仍然是一名灵活用工体系里的灵活劳动力。它和过去那种一份工作干一辈子、半辈子的状态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大部分所谓稳定工作都已经过去了。大家某种意义上都朝不保夕，很难说一份工作究竟能干多少年。只不过是日结工作没有机会更好地积累简历、积累下一次跳槽的条件。
夏天，丛瑞安经常路过看到有人在街上打地铺/受访者供图
业余时间，有的人会躺在屋里，看网文、刷短视频、打游戏、散散步或者睡觉。但很多人其实不太乐意一直待在出租屋里，更愿意到街头去。
逼仄的出租屋又闷又湿，还有各种味道，不如到外边，至少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看看人。很多人晚上高峰期站在街头，不是为了找工作，只是因为站在外面比闷在屋里舒服，还能看看热闹、蹲蹲活。
一日三餐已经占去他们收入里的很大一部分。工资本来就不高，剩下的杂七杂八开销可能是香烟、槟榔，偶尔喝酒、网赌、刮彩票，或者买件衣服。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就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生活。
别的情感需求也都需要钱。比如你要追某个女性，总得给人家点钱，或者请人吃顿饭;哥几个关系不错，在一起聚会，也得喝点酒。
有人会不理解，收入已经那么低，为什么还愿意花几十块钱喝一顿酒，觉得这笔钱太大了。但他们也是人，也需要发泄的渠道，喝酒就是一个重要渠道。
借钱也是这里社交的一个部分。谁跟你熟了，就会说：“哥，我这不行了，你借我几十块钱行不行?”
朋友之间当然也会相互扶持，还会有一种所谓的“朴素的阶级情感”吧。大家处在同一个环境里，还是会朴素地相互帮助。
我自己去干快递分拣时，有两个工友会劝我赶紧从后边跑。干活的时候，工友也会教彼此该怎么偷懒。
以前我还在街头碰到过一个大哥。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一下子倒了，应该是癫痫发作。周围好几个人都过去帮忙，把他弄起来、扶起来，等他缓过来才走。
所以我一直想强调，马驹桥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没有区别。他们也是人，别的地方的人也是人。既然大家都是人，就共享一套基本的情感和观念，这种街头上的相互帮助就很自然。
甚至有时候我会想，在别的地方，如果突然有一个穿着褴褛的人倒在街头，大家会不会那么热情地去帮忙?很难说。但是在马驹桥，大家还是会帮忙的。
大家也都会劝年轻人尽量不要来马驹桥。他们知道年轻人还有自己的机会、有自己的发展，应该去找机会学门技术，不要来这里。
至于他们自己，为什么还会继续在这里做临时工?因为出不去了，或者说没有机会了。
马驹桥一辈子单身、没有办法娶妻生子的人很多。他们的经济条件大多不好，其他地方也不突出，恋爱和婚姻自然实现起来遥遥无期。
他们清楚这一点，对自己也缺乏信心。有时这种信心的丧失，还会演化为对别人信心的打击。
在各种马驹桥临时工微信群中，几乎隔几天就会有人在群里说自己要找女朋友、要找老婆。如果他的态度是开玩笑，大家不会太当真。如果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往往便会引来一众人嘲笑。
这些嘲笑，既是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的。
有一次离开马驹桥后，我回到学校，在网上下单了一台新手机。第二天去拿快递，发现快递单上写着发自“马驹桥分拣中心”。
我愣住了，那一刻我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马驹桥。前一天的工作，前一天见到的那些人，都回到了我的脑海里。
有一个19岁的小男生，他从小就不太上学，在各个剧组里来回跑龙套。虽然他比我小，但看得出来，他已经在外面闯练很久了，说话带着一种很街头的感觉。
他会跟我们分享，在马驹桥哪里生活好，哪里生活不好，在哪家店里吃饭可以一直待着。他说马驹桥有一个24小时的粥铺，想熬一夜、在那里待一晚上也没问题。他就这样跟我们讲自己的生活。
还有一个大哥，身体素质不太好，但是为人很温和。他一直劝我们，先找个保安干，然后慢慢考证，学点东西。
这都是一些很细节的人，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起这些人。这张快递单仿佛一封信，告诉我，我与那个地方相连。
理解他们其实就是理解我们自己。“他们的生活”，正映照着“我们的处境”。当我们理解这一点时，也许就能开始思考：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在不确定的世界里，通过实践重新获得对人生的主导权。这种思考在平静中孕育着力量，孕育着希望。
我常说马驹桥的工友和我们并无分别，因为大家都面临着同一个社会结构。大家的生活可能越来越不稳定，都会想在劳动中找到自己，想在劳动中有一点掌控权，想让劳动不再那么异化。这是一个很恒定的东西。
现在年轻人想做一些所谓比较轻、比较自由的劳动，想去旅行打工，羡慕数字游民，其实和马驹桥的临时工想干几天、休几天，是一个样子的。
所以，无论从劳动关系来讲，还是从我们面对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来讲，我们其实面对的是共同的问题。只是特定的位置、特定的环境，塑造了特定的他们。如果把我们换到那个位置、那个环境里，我们也可能会作出他们那样的选择。
马驹桥如今繁华的商业街/受访者供图
我记得好多年前，马驹桥路两边有很多所谓的手机店，其中很大一部分营生，就是骗新来的打工者。有人在门口招揽生意，说进来送你一个充电宝之类的礼物。你进去跟他们聊着聊着，就会被要求办月卡、充值，一下被骗走一大笔钱，很多人都上过这个当。前几年政府统一治理以后，这些东西现在基本不存在了。
周围环境也有变化。我最开始去的时候，有些地方都是土路，一下雨就是泥;现在里面的路基本硬化了，虽然下雨还会积水，但至少不是一脚泥了。
后来八年里，我为什么一次次回去?其实不为什么。对我来说，去那里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回家不意味着我喜欢那个地方，也不意味着我待在那里会特别开心、特别快乐。
我只是感觉自己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甚至有时候，我也不是那么想去，但总会有一种感觉告诉我，我得去;或者有一种东西不断地把我吸回去。
它一直在我的生活里留下这些问题：打工的问题，劳动者待遇的问题，劳动者权益的问题，劳动者怎样理解自己的社会、理解自己的生活。
理解不是结束，而是行动的开始。
我之后也会再一次次地回去。我想给那里的工人提供法律援助，他们容易被坑的地方太多，需要法律上的支持。法律至少让他们有一个底气，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以依靠。
还有心理上的帮助。他们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比如很多人其实有机会工作，但就是不去工作。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抵抗，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不健康，但如果能从心理上跟人聊一聊，总是有可能帮他打开一些心结的。
未来我想从这两个方面为他们做一些事。
马驹桥一直都在那里，我也没有离开。
来源：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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