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3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贵远编译报导）中共的新领导人似乎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城市化上。他们只看到了随着农村人口越来越多被拉入城市，经济上将带来住房、教育和卫生保健等一系列需求的增加。但是，高度城市化是要付出代价的。
《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 民间智库北京安邦谘询公司（Beijing Anbound Information）最近在一份报告中警告，高度城市化的代价很多，其中主要是将社会问题 的摩擦激化，这一点是主政者必须考虑的。
安邦声称，一旦城市化水平达到50％，潜在的社会动荡就会大幅上涨。中国已经越过该界限，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到2011年年底，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1.27％。“城镇化水平达到50％与城市社会风险上升是相关联的，这是一个临界点。”
这项研究报告也提到了一些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有力例证，说明伴随着其他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城市化如何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动荡，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不稳定。
以墨西哥为例，20世纪 60年代人口迁移，城市化在10年中跨越50％。在墨西哥城1968年的夏季奥运会开幕的前几天，集聚的社会和政治压力释放，数十名学生和其他对政府的政策不满的示威者被杀。
安邦谘询的研究人员还援引了1979年伊朗事件的教训，愤怒的群众推翻了亲西方的伊朗国王，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该国的发展道路，当时伊朗的城市化率也达到了约50 ％的水平。
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骚乱和其他“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中共当局独创的名词，指抗议和示威活动。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这些群体性事件是10年前的4倍多。
土地问题始终是一个主要的冲突之源，城市化进程加剧既存土地开发相关的紧张局势。有政府背景的《法制日报》称，2012年超过五分之一的群体性事件和土地纠纷有关，冲突已经向城市转移。虽然它没有给出可比较的数字，该报称，2012年群体性事件涉及城镇居民的达51.1％。
安邦谘询说，随着农村居民涌向城市寻找高薪工作，城市居民和外来者必将共享相同的资源，包括社会福利，这就可能造成冲突。
安邦谘询提到广东省增城2011年发生的事件，地方当局和来自四川的街头摊贩发生纠纷后，市民与警方发生冲突。增城政府在其网站 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四川村民王连梅在与当地政府官员的争执中受伤，因那个官员指责她和她的丈夫阻塞交通，随后数以百计的人与当地官员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当地政府在另一份声明中说，共有19个犯罪嫌疑人被抓，他们大部分是外地人，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寻衅滋事和破坏财产”。
安邦谘询补充说，人口稠密的城市也可能导致交通拥堵和更大的污染，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今年1月，北京被有毒雾霾笼罩成了世界各地新闻的头条。网民厌倦了污染，强烈要求解决问题，甚至官方媒体也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安邦谘询说：“这些潜在的风险最终可能会变成政治问题。”
中共当局已经表示要解决部份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布了缩小贫富差距的综合方案，承诺应对紧急之需，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让国有企业上缴更多的利润以支持政府这些雄心勃勃的福利计划。安邦谘询认为：“贫富差距是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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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外电：中国城市化加剧“社会动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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