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7日星期六

【史海】周恩来迎合毛 将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


瞿独伊在文中揭露“文革”期间,瞿秋白一下子从无产阶级革命家变为“贪生怕死的叛徒”,瞿的家人及生前好友均遭株连。“那时候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当年国民整我们还厉害。很多在监狱里都没有受过刑的人,在文革时候却被整死了”,其中包括她的母亲杨之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致死。文革初期,不仅瞿秋白坟墓被红卫兵挖掘毁掉,曝骨扬灰,就连瞿秋白的父母坟墓,也都统统被摧毁踏平!


是谁让“瞿秋白九泉之下仍遭受莫大凌辱”?瞿秋白女儿文章的结论是——“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瞿秋白“打成叛徒”,使瞿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可以说,此定论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依旧还是老一套概念!生拉硬扯,牵强附会。文革近四十年后,现在还对中国百姓说,文革时期中共所有坏事,都是江青等4人所为!老百姓——还信吗?


据《瞿秋白年谱》记载,1945年4月20日,中共6届7次扩大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秋白作出高度评价,称其“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46年3月21日,在一封信中,热情颂扬瞿秋白革命的一生,给他以崇高的评价,信中说:“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衷,举世怀仰。”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殉难二十周年,周恩来主祭,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周恩来亲自抬着瞿秋白骨盒,放进墓穴。


当时的长陆定一作了瞿秋白生平报告。对瞿一生给予高度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墓碑背面。墓碑题写者就是瞿当年的亲密战友周恩来。5年前,《瞿秋白文集》出版时,亦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


然而,到了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香港出版的《瞿秋白传》上看到《多余的话》,以及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便急切地想把两者与他要解决“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毛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重大判断。于是,便有了流传甚广“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的最高批示。毛质问道:“《多余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此时,站出来讨好和迎合毛旨意、推波助澜并往瞿头上大泼污水的,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与瞿秋白过从甚密的周恩来。


“文革”中,1967年3月,北师大学生造反组织“井冈红军”编写了《瞿秋白批判集》,里面详细记载了周恩来在不同场合提到瞿秋白是“叛徒”的几次谈话,摘录如下:


1964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抗战初期曾经有人问我们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当时我们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现在了解,瞿秋白确实写过这篇文章。”


1964年7月,周恩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谈“李秀成问题”问题:“瞿秋白也有这个问题,也是晚节不终。这时,毛泽东插话:《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


1966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提到:“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刑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文章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状就看出了。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去,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要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1966年8月接见中科院双方代表时讲话:“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亦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应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份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像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1967年2月接见铁道部造反派时讲话:“我是经过5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1921~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1949到现在。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像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份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像李大钊;也有像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像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


1967年2月接见江苏“造反夺权委员会”代表时讲话:“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20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份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


1967年3月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时讲话:“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这些是刘少奇、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掌握了组织部二十多年,他们在表面上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此,我们对自首的叛徒就严格了。”


1967年11月在接见广西造反组织“联指”时的讲话:“就拿中国来说吧。前五代的领导人都有问题,这不影响我们党的光荣、伟大、正确。第一代陈独秀是托派,是反革命;第二代瞿秋白,是个叛徒,我还要写篇批判文章。”


由上可见,在不到3年多时间,周恩来在不同场合下曾多次提到瞿秋白,每次都说到瞿秋白是叛徒,而且言之凿凿,直言不讳。“文革”中八宝山公墓里的瞿秋白墓地被红卫兵砸毁,尸骨无存,周恩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的多次谈话与提议,对无法无天红卫兵来说,就是最大动员令。而当时,“四人帮”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尚未形成,那几年,除毛夫人江青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外,王洪文还在上海棉纺厂里当保卫科长、张、姚也还在上海写文章,当秀才,三个人都还未进中央。据此,又怎么能把瞿秋白被中共定为“叛徒”一事,说成是“四人帮”所为呢?!这不是瞪着无产阶级的大眼,咧着马列主义的大嘴,说着天理不容的瞎话嘛!


唉!冤有头,债有主哟。如果追溯中共枉定瞿秋白为“叛徒”历史责任的话,源头正于周恩来此处。而周之所以非把“叛徒”帽子扣在瞿的头上,唯有两种可能:一是逢君之恶,投其所好;二是急于在变幻莫测的“文革”中,撇清自己历史上与瞿的亲密关系,以图自保。


我真诚希望中共史学家,能发文严历批判本博引用周恩来多次点评瞿秋白为“叛徒”之言的内容。倘若也能有网友发博证明上述周恩来之言,都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指使造反派伪造的,那也——善莫大焉!否则,这段史实,对周恩来的“伟人”形象而言,也许又是另一种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吧?


改革开放三十年,“文革”史研究成了中国文坛和政坛的禁区。许多文革中似是而非的东东,一直拖至今日,中国的老百姓仍旧是迷迷糊糊、昏昏噩噩、浑浑沌沌、疑疑惑惑!


但不知,这次“大会”之后,中国“文革”史的研究,可以开禁吗?若还不让提“文革”,那这第二次“文革”,可能真的离我们——不会太远喽!前一段遍及中国“”游行的队伍中,似乎已经传递出第二次“文革”的某些信息,包括前两年治下的“”,似乎也有那么点当年“文革”的调子和影子……


那下一次“文革”中,被“掘墓戮尸”的,又会是——谁呢?还有第二个——瞿秋白吗?


(来源:牛虻博客;责任编辑:李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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