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

专访:大陆高科技人士亲历“特区经济腾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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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忍受中共黑暗体制压迫 “欲摆脱极权统治,追寻自由民主”

近日一位刚刚从大陆逃亡出来的谷先生揭“特区经济发展内幕。(PEd Jones/AFP/Getty Images)

“从上世纪9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可谓亲历并见证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到那里的已经无孔不入,包括为了掩盖腐败罪行而不惜杀人灭口的恐怖……。”这是一位刚刚从大陆逃亡出来的谷先生对记者的倾诉。他说自己现在还是心有余悸,但是既然已经来到了自由的世界,还是要鼓足勇气,把自己看到和经历的黑暗揭露出来。

“改良化路线包装下的中国共产党,继续迷惑中国人民的双眼并受到支持,甚至很多西方国家也认为在进步,但事实上,人权状况并无任何改善。”这位科技界人士表示,他的受迫害经历在中国白领及中产阶级群体具备广泛的代表性,由此可以看到人权状况恶劣到何等地步。

鲜为人知的深圳“三无”

深圳经济特区被称为中国的“移民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让这座城市密布高楼大厦,成为工业之都,甚至被当局称之为国际性大都市。但之后政府应用高涨的房价和户籍政策,通过所谓的城市再造,把绝大部份建设大军赶走,在城市高速发展的今天,民工跳楼自杀,罢工事件一浪高于一浪,而国外很少媒体也很少听见来自劳工底层的反抗声音。

以下是谷先生回忆“三无”运动的经历:“我于九七、九八年在深圳打工的时候,当时的经济特区开展清“三无”运动,当时我有工作有证件,警察凌晨零点多冲进宿舍楼,我们从睡梦中惊醒,问到证件时我赶紧找衣服找证件,当我掏出“特区暂住证”时,粗暴的警察却直接将证件撕成两半,左手一扬扔出窗外,掏出警棍恐吓,把我们一一拖出去,推进巴士改装的囚车(用铁笼铁窗焊接而成)。”

“那一夜,被赶上囚车的人们排成长龙,有被警棍敲打的,有逼在墙角搜身的,形形色色,囚车一辆接一辆,把大批人群押进“银湖临时”收容所(估计好几千人),这里挤满密密麻麻的铁龙与密密麻麻的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那一夜,我们彻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约8点左右),我们再次被押上囚车,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被送往樟木头,有的送往汕尾,我们被送往靠近揭阳的普宁(出来后才知道),樟木头和普宁是两个最大规模的现代纳粹集中营。我们被赶进囚车,四五十人拥挤在一起令人窒息,一路颠簸,被无辜地押送监狱(而当局叫收容所)。当我们大声说不,就遭警棍暴打,每二十几个人被关进一个只有九平米的阴暗的囚室,囚室三面潮湿的水泥墙,一面厚厚的铁栅(可以伸出一只手),靠里墙底下有一条尿槽(也在这里,是现场大便秀的地方,也是囚室斗争的重心),两侧是约一米高的水泥平台(这是大众的‘床’,挤在一起取暖)。”

恐怖的政府制造摧残人性的环境

谷先生形容道:“这个地方当局称为收容所,实际就是监狱,更是惨无人道泯灭人性的地狱。为抢夺“吃、睡、拉”,囚室诞生狱霸,吃生硬又凉的米糠饭,以及发霉的腌萝卜头,管制人员(不是狱警)用脸盆装进来,萝卜头数量有限,只有狱霸及亲信才能享受;囚室有几张肮脏恶臭无比的破棉被,只有狱霸及其亲信才能享受;最残酷的是“拉”,狱霸大便,要人抬,还要人擦屁股,粘在上面的大便要人用手去搽(尿槽过很久才有水流过来)。谁去服务,有一套游戏规则,狱霸的奴才料理一切,随机挑选,挑选出的人,进行摔跤比赛,摔下台面的必须进行大便服务,当我第一次被指选时,我拒绝比赛,四个走狗一起上来拳打脚踢,按住头往墙上撞,虽然喷流出血,看我神智还清,继续逼迫服务,最后我妥协宣布要比赛。幸运的是,我赢得了摔跤,在囚室期间,我比了四次,每次都赢,而且一次比一次狠,其中有一个对手被摔下台掉门牙,也必须进行大便服务。我的心每每在滴血,我们都忘记了还是个人,在这个囚室里,人人都被摧残变成畜生,人性全无,恐怖的政府制造了这个摧残人性的环境。”

“囚友们很快互相都熟悉了,大家以地名相称呼,湖北、湖南、江西、山东等,有七个江西的,就叫龙南、九江、鹰潭等,狱霸档次要高,必须叫龙哥;龙哥懂得用人,对识别奴才颇有经验,拉拢奴才及履行大便游戏,使他的统治地位非常巩固;老罗是我敬佩的人,他叫山东,他是第二个对大便比赛说不的人,他喜爱闭目静坐,这次同样那四个走狗上去打,山东把两个走狗踢下台,有三个奴才紧跟上去打,他被踩在地上轮流拳打脚踢但死活不从,尚破口大骂,龙哥也伸脚来踩,人群全部在围观,七八个人混乱一团一直踢到我们看得眼花,只听老罗不停大声吼叫,引监管赶来,结果被电棍击晕,拖了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这些人一直被关押着,每天承受绝望的煎熬、管制的虐待和残酷的斗争。直到有一天(囚室第12天)被喊到名字,坐上汽车,回到的宿舍(公司到派出所缴纳了两千元保释金,我才被放出来)。”

清“三无”运动持续八年 无数劳动者遭责罚

“一年以后,春运的时候,去火车站帮人购票,因为没有带‘暂住证’在身上,不幸遇上火车站查‘暂住证’,结果再次被关押进深圳“收容所”,两天后家人迅速以重金担保出来。但这两天期间,遭遇同样是悲惨的,那里警察用电棍暴打群众,我亲眼目睹二十多人被打倒。”

据谷先生所知,清“三无”运动持续了八年之久,无数无辜的劳动者遭受责罚,直到2003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事件首次曝光,对于这个经法院起诉的个案,媒体仅仅报导个案,而对清“三无”运动作了过滤,几个月后,孙事件的影响立刻销声匿迹,清“三无”运动还在持续进行,查“暂住证”押送收容所一直持续到2005年。

文明世界一直没有揭开这段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中最黑暗的历史。而这过程中发生的很多惨无人道的人权践踏,都被媒体封杀,不为外界所知。深圳市政府在建设经济特区过程中,罪行累累:发动清“三无”运动,贩卖奴工,培养黑道,建立卖淫产业链,犯下反人类罪,至今为止没有被指控,反而抹杀历史,让群众集体失记忆,以便下一轮罪行继续实施。

“清三无运动是毛泽东时代三反五反运动的现代版本,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工业化建设、圈地运动,以及大规模城镇化运动的需要而生,是在专制体制下用运动来改造与奴役人民。监狱生存规则是中共统治下人民生存规则的鲜活写照,党中央就是狱霸,人民在党制订的大便游戏规则下被泯灭人性、命如蝼蚁。”

包装“工业园”搞土地财政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所谓的“工业园”在全中国遍地开花。谷先生从南下打工,到下海经商,一路走来,接触到的商场、官场,赤裸裸的贪污腐败无处不在。用他的话说,“工业园”只不过是中共谋利的一个链条,其背后就是收刮民脂民膏的“土地财政”。

谷先生说:“发展工业园给外界的印象是为发展科技、搞大工业,世界工厂遍地开花,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然后扩展到全国各地,连贫困山区都建起了工业园,实行大规模圈地与城镇化运动。”

“这些工业园会以各类名目主题进行包装,如高科技产业园、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文化产业等为宣传进行招商。”他举例子说:“比如在欧洲,大家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招商团,由当地政府所组织的,省级市级县级,通常政府官员、市委亲自招商。”

“实际上,招商行为是政府对人民的掠夺运动,招商的成果以数据来衡量,比如世界五百强的意向,某项目预计投资额等,用虚假的数据谋取政绩,推动城镇化改造。企业因享受优惠政策,实际投资不在少数,对产业泡沫及其背后的土地运营置若罔闻。很多企业迎合地方或中央政府,不惜违背原则官商勾结。招商发展大产业,包括在一线城市,对工业化实际促进并不大,虽然创造一定程度就业,因户籍歧视的存在,劳工就业对他们的生活并无改善,而实质上使得处境更加恶化。

“地方政府籍由工业大发展,大规模圈地盖楼,大搞土地财政,推升GDP,工业甚至落后服务业处于次要地位,为了赚快钱,私营企业想尽办法压制劳工(劳动法改善是假象),造假售假,甚至动用公司营收,炒作地产,早已不务正业。而恰恰是这些无良的民营企业家,向政府提出建议,改善投资、金融与贸易政策,‘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与政府的互动,使很多‘企业家’当上了人大代表,大鱼吃小鱼,劣币驱良币现象十分普遍。”

“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都有大规模投资,那些前往工业园投资的人,大部份在炒地皮的利益链中收益,成为掠夺人民的帮凶。”

高科技从半导体芯片与互联网的诞生到现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地球联通了,科技人员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谷先生表示,高科技领域的工作应当受到尊重,应当能正常生活,应当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幸的是,在中国GDP增长的魔掌下,在中共政治制度压迫下,科技人员的贡献并没有赚来基本人权,生活困难,也不受尊重,成为大规模产业园区建设泡沫与大规模城镇化建设的牺牲品,其本质是共产专政体制的牺牲品。

“科技园”与“山寨公司”的关系

谷先生在深圳南山科技园,上海高科技园,以及北京中关村都工作过,还曾参与考察了东莞、苏州、成都、武汉、郑州等国内多个产业园区,对中国科技产业非常熟悉,清楚地认识到科技产业背后对人民的掠夺本质。

他说:“张江科技园被鼓吹为中国科技的典范,很多来自欧美、台港的高科技半导体企业、软件企业以及制药企业在那里设立研发中心或制造中心。外商企业把图纸拿到张江科技园修改,以适应中国市场,中国工程师负责下游工作,并无创新能力。国资企业宣称“自主知识产权”,盗取国外图纸或进行山寨设计,并大量发行低质量的专利,产品主打低端市场与台商竞争,用惯了低端货的大量客户(包括中国客户,甚至中东非洲客户)使一些企业产生高额营收,但由于运营水平低下,实际上光靠客户企业是赚不到净利润的,政府招标与政府补助才是他们高额收入的真正来源,比如工程招标,基本都是地方政府形象工程。

“比如去年的青奥会,含有网络与安防工程,物联网示范等,都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通过官商勾结中标,可以以高于市场价采购,从而产生高额利润,而政府补助,包括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补助,国家发行中长期科技规划及重大专项指导书,企业与高校一起,只要提供申报与预算,就可以轻易套取数亿元补助。中央用于补贴的财政资金,远远超过一万亿,这些钱,都来自老百姓的血汗钱,不需要经过任何一个老百姓同意,而且老百姓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属于赤裸裸的抢劫。”

“张江科技园的员工以高薪著称,月薪两万人民币很普遍,但全上海的房价几乎没有低于两万的,很多高科技人才向父母及亲友要钱买房或夫妻凑首付(人性遭摧残),对于租房的去除每月约一万元开销剩下能存储五千用以日后买房(全部被剥削光),工作没有保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且没有加班工资,离职无赔偿),医疗没保障(一旦失业就无医保;看病难),家庭没保障(为了业绩家庭出事也必须加班,子女入学非常困难受潜规则迫害)。高科技人才通常不惜手段排挤同仁,连基本生存与尊严都成问题,创造力荡然无存。企业产品做不好,唯有山寨才能立足。这都是中共体制这只魔掌逼迫而来的。”

“社会公正问题进一步扼杀科技人才最后一根神经。他们都是身处科技一线的战士,却被国家机器无情地辗平。中央组织部有很多花样,863,973,长江学者,到千人计划,开展造神运动,无数科技骗子与禽兽教授把中国科技搞得乌烟瘴气。比如,从美国引进高端人才,官媒新闻报导大肆鼓吹业绩,其实全是下三流的角色,评审都是走过场,只要拿到官方证书,就全国到处挂羊头卖狗肉,同时拿多个职称,开多个皮包公司,运营多个项目,多处拿钱,享受多种超特权,甚至还不知廉耻地用特权与金钱去嘲笑坚守海外的专家,有很多人去揭露过,但都遭到言论压制,地方官以中央决定不能否定为由,为高端人才猖狂行骗充当保护伞。”

谷先生表示:“我的结论都是有理有据,没有一个高端人才敢跟我对质,没有一个地方官员敢跟我对质。它们要做的,就是埋葬真相。”

象征高科技印钞机的张江H公司,是台商王永庆太子与中共江泽民太子合作的典范,而圆晶体厂十六亿美金的投入,这两太子都没有出一分钱,钱从哪里来,没有人敢问一句话。

谷先生接着说:“再来看看N公司,日本人赞助了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中国的专家们,却诞生了难以数计的“自主知识产权“,专门帮山寨公司翻新图纸,不断颠覆科技领域的职业道德。这家公司长期亏本运营,却永远不会倒闭,而且一枝独秀。Q公司介入收购中国最“成功”的半导体企业Z公司,花十八亿美金,进一步将这个山寨公司高度炒作,向失败的中国标准填窟窿,利用清华的名誉坑害股民。它们的运作手法如出一辙,后面都是中共政府关系这只手在操纵一切。”

“中科院M研究所也是江太子的大本营,现在分支很多,按产业群划分,比如物联网产业,按地域划分,比如杭州研究所,向全国扩张,没几个像样的人才,却旗下项目繁多,比如中小卫星项目,星空通信项目,美国斯坦福都还没有做出了的,它已经超前了,其实就是翻译一下国外文献,就是成果,再外面买几个部件拼凑个模型,就是填补空白,系统所与各地企业合作,产业园区合作,产业四处开发,拿那些跟本就无法实用的成果去“产业化“,套取大量资金,领导拿去分赃。”

“银行与中央财政是支撑大规模投资的基石,权贵发起集资以及股市圈钱将其推向新的高度,西方国家很少人知道中国这些财大气粗的企业是如何诞生的,那些比较广为人知的知名企业,后面还有无数的有钱的企业,都无一例外离不开官商勾结。一个国家的科技尚且如此,已经腐败到流脓了。”

谷先生认为,如果没有中央高层作后台而去举报,下场只有死无全尸。中共的手段,人民都很清楚,残忍、不留痕迹,通过掌控强大的国家机器,通过法律、公安、媒体舆论,让百姓恐惧与服从。

官场交易上的骗子

既然工薪阶层难逃共产专政的重压,谷先生选择了创业,结果发现共产党的血盆大口无所不吞。他和团队成员结识了地方政府书记及人大代表等官员,还有产业园区的主任等。“每次见面,都是大吃大喝,五星级酒店招待,因为我们的团队里有一个海外回来的骗子Z某,按照中央组织部政策,地方政府有招商的义务,重要的是,如果团队从财政套取了资金,地方官员是要拿回扣的,这是潜规则,在酒桌上聊天,除了讨伐薄熙来,就是男女情色八卦,家庭利益则放在关键时候隐晦提起,比如官员想让孩子在美国念书,是不会直接说的,聊比较美国孩子的教育,Z某就会主动提到,官员再推辞,Z某在背后实际落实,最后交易达成。

“Z某做企业,项目是拿来唱给官府听的,关键是两个重点:官员和女人,三天两头去讨好官员,招聘刚毕业的美女做秘书管理财政及机密文件,用性资源招待官员。”

谷先生说:“不管是融资,还是参与竞标,基本都是这套路。通过与官员交易,骗子Z某还套取地方人大代表席位,骗子只要感觉手上有权力了,就会觉得团队成员没有利用价值,逼迫成员做一些违心的事,根据是否屈服的程度重新分配公司利益,而不愿意卷入肮脏交易的,则被扫地出门,甚至静身出户,

“如果想向法院告状,第一关,法院受理必须要先交费,按照企业注册资金,费用数额巨大;第二关,骗子可以通过利益链上的高管,向法院打招呼,法官会在官司过程中百般刁难,使官司必败;如果告状的家底雄厚,还有大律师相助,律师会受到干扰,并通过栽赃嫁祸等手段将告状者击败;一般情况下,律师与大律师都不敢参与控告高层官员的案子。其根本原因,是党凌驾与法律之上,毫无司法公正可言,甚至官员可以利用法律作武器,为其肮脏交易穿上正义的外衣。”

股权被非法强占 股东反受威胁

从股权被非法强占,到系统化坚决反抗腐朽专政体制,以至于反被恶政威胁,谷先生决心彻底与恶政统治决裂。

谷先生与合伙人共同组建公司,合伙人利用谷先生的项目骗取国家与地方政府一千多万资金和同时拥有几个职位后,通过丑恶交易获取区人大代表席位,勾结地方政府官员钱权交易,非法挪用资金大肆挥霍,对谷先生名下股权进行赤裸裸地抢劫。

谷先生向市政府投诉,官员的回覆异常无耻:你也占股份,行骗你也有份,你玩不过人家,找政府有什么用?谷:希望进行财务审查,全额清算;官:政府没有权力;谷:明文规定政府要行使财务审查,非法挪用该不该查?;官:你占股权,挪用你有责任;谷:所以要求彻查;官:我们早就查过,不满意那你去查吧。“这个官完全就是流氓无赖。”

谷先生先后向两个地方法院提交诉状,要求公司清算,法官要求以伍佰万元数额先缴纳百分之十的金额才能予以受理(需要原告自己支付),而公司财产已被被告挥霍殆尽,政府官员互相包庇阻碍核查财务,阻碍司法程序,实际上即使受理了官司也只是走解散程序,清算也不可能进行。司法体系乾坤颠倒,故弄玄虚的不受理,以及利益团体勾结,造成申诉无门。谷先生寻求大律师出面,大律师表示:幸好没受理,否则你出光血也白搭,牵涉高官惹不起,既然人家黑,就建议你放弃,平安最重要。

“Z某是罪犯,这群地方官员是罪犯,共产党是罪犯,它们在一条罪犯链上,是强盗。”谷先生说。

无奈之下,谷先生到中央上访并举报地方政府的非法勾当,其中一个地方官意味深长地做“思想政治教育”:“想往上找?说明你不懂规矩不知深浅”“我们不辞辛劳为你们服务,没有拿过一份钱好处”“上次有个(告状的),回来时发现诬赖了好人,后悔到撞车自杀了”“我劝你摆正自己的位置,好好想想,赶紧去把说过的话收回来,认个错,道个歉,事情就圆满结束了”,谷先生表明会对所有言论负责,不接受威胁。

以对这些官员的了解程度,谷先生推测他们很快就会上报利益链的上一级官员并密谋如何不留痕迹地收拾残局。

谷先生表示,中国是个没有法治的国家,官员(恶霸)一向为所欲为,毫无廉耻不惜手段,贪赃枉法。中共这种侵吞弱势群体的水平,还上升到了暴力侵吞民有资产、司法暴力审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改革开放不是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吗?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得到提高了呀?谷先生则说:“根据自己在商场上的经验,那都是虚假的。”一直以来,中共使用着一套很能欺骗人的模式,实行舆论轰炸、灌输、封网等,人们也就自然而然信以为真了。

谷先生认为,中共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继续疯狂掠夺人民,造假成风、扭曲人性、透支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犹如脱轨的列车,满载国家与人民驶向悬崖。他认为,社会腐烂到了每一个毛孔,旧制度正在酝酿大革命的风暴。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杨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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