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新京报采访南开校长龚克，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龚克说，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接下来的问题 是，丢人是丢了谁的人，难道是丢了他本人的人吗?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足够的社会地位，足够的社会名誉，足够的社会资源可资利用，足够的权力可以行使。丢人是给体制丢人吗?也不是，因为龚克也是体制中人，也是体制塑造的，他离不开这个体制，也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体制，离开这个体制，他可能也就是一个体制外的边缘人，也可能是体制外的教育意见领袖，可是体制外可利用的资源不但足够少，而且说话还会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那他是给谁丢了人呢?回答只能是，他给现代大学体制丢人。可问题是，现代大学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谈不到丢人的事，所以准确一点说，他意识到现代大学的理念是服务于人，而不是让大学成为工具，才觉得丢了人。
一个有现代大学理念的人，却生活在传统的大学体制之下，还真算是丢人的事。一个传统体制的校长，却有现代大学的理念，这精神也是足够撕裂的，也是足够痛苦的，也是足够丢人的。
丢人不痛苦，丢人的事多了。意识到丢人才痛苦，只是意识到痛苦的人还不多。很多大学校长，早就把痛苦当成了幸福，没有这种痛苦的幸福，很多大学校长生存都是个问题。
知耻者，近乎勇。知大学耻者，近乎圣。因为久在大学，不知其丑者有者，不知其耻者有之，习惯之有之，听之任之者有者，反正大学就是这个样子，想改也改不了，想变也没有成功的把握。
大学行政化，已经把大学搞得不成体统，搞得乌烟瘴气。
有人对此极为气愤地概括道：大学官僚化，官僚党棍化，党棍流氓 化，流氓合法化。这种概括虽然有非理性的成份，却也部分地道出了其中的弊端。这至少说明，大学不是培养官僚的地方，也不是培训党员的地方，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是让大学生形成健康完整人格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体制，就是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官僚体制的核心价值就是官本位，读书做官，似乎是天经地义。读书如果不做官，读书也失去了意义。重点大学校长是副部级，非重点大学是厅局级，还有副厅局级、正处级学校。教授也不是专业本身来得衡量，也配个相应的级别才名正言顺。比如，博导教授相当于副厅局级，教授相当于正处级，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讲师相当于科级。
教授一个相当，也就把大学官僚化说个透亮。如果教授不相当于不匹配于官僚的相应级别，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官僚是主体性的，教授则是依附性的。教授必须斯文扫地，才可以混成个教授。
大学行政化带来极为严重的恶果：第一，大学不再是搞学问的地方，而是搞官学的地方。大学里安不下一张搞科研的书桌，只能安下官学的书桌。不搞学问的人拼命想当官，搞学问的人拼命给安上官，让搞学问的人必须具备官本位的品质、官本位的思维。教授一方面向官员级别看齐，另一方面削尖脑袋想当官。那些评学问评不上教授的，就弄一个官当，当上官之后，教授也就评得容易得很。
第二，大学官僚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在大学，只要是能当上个处级干部，人事资源、社会资源、开会资源、课题资源都会流向处级官僚，局级官僚副部级官僚的资源会更多。他们占着资源，自然也就分配资源，让那些没有资源的教授俯首称臣。他们还可以通过垄断资源的方式对没有资源的教授进行盘剥，进行诛心，进行恐吓。
第三，大学官僚追求政绩，使大学成为追求政绩的工具，使教授听命于政绩的呼唤。那些不能给官僚带来政绩的研究，不能给官僚带来政绩的工作与努力，都会付之东流。他们会让不能带来政绩的所有工作和内容都失去意义。
第四，大学官僚可以随意宰制大学教授的道德。大学官越大，越具有掌控道德的能力，越容易占在道德的制高点对老师指手划脚。他们惧怕思想，惧怕有思想的教授，但他们可以通过道德对有思想的教授进行控制，让那些有思想的人变得没有思想，没了创新的欲望，只能随波逐流。
不建立现代大学体制，丢人就不算个事。
来源：东网
本文标签：龚克
via 南开大学校长是副部级 丢了谁的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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