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

共和国元帅就是这样屈死的(图)

作者: 颜昌海


铁流:彭德怀临终前高喊:“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彭德怀 (网络图片


2014年 6月24日,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解放军总部纪律检查部原部长彭钢因病在北京逝世。连日来,媒体有不少缅怀她的文字。


彭钢是元帅彭德怀的侄女;1950年,彭德怀将两位弟弟的子女包括彭钢共6人,接到了北京。彭钢从此在伯父彭德怀元帅的身边生活。笔者记忆犹新的是,彭钢在媒体上发表的那段叙述彭德怀捱批斗被部下用脚踩的文章


文章说,1965年11月28日,伯伯(彭德怀)离开北京赴成都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伯伯到成都后,亲笔给她写过几封信,信中总是提到“情况尚可”,“不必挂念”,但她还是放心不下。春节期间,她还坐火车到成都去看望过他。假期不够用,她还请了事假,就说回湖南老家去看母亲和孩子。


不久,“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作为“庐山会议 ”定罪的彭黄反集团的头号人物,伯伯在劫难逃。1966年 12月,受、戚本禹等人指使,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彭联络站”。他们南下成都,将伯伯秘密劫持回北京,关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军营里。伯伯完全失去了


一天,彭钢接到一封由看管伯伯的警卫参谋秘密带出的伯伯的亲笔信。看到伯伯熟悉的字体,彭钢真是喜出望外,伯伯终于有下落了!她曾经对伯伯讲过:“不管您到哪里,我都要去看望您的。”现在伯伯就在北京,正在受难,彭钢怎能不去看他呢?然而,院墙高筑,不允许她与伯伯见面。她和弟弟送去的粮票、油票、衣物和生活日用品都由看管人员转交给他。


7月的一天,彭钢在中山公园南墙外看到海报,说是要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反革命黑帮分子”彭德怀和。她不忍心目睹伯伯挨批斗的场面,又实在放心不下。批斗会那天,她不顾天气炎热,骑车赶到北航会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她戴了一个大口罩,挤在人群中。大会结束后,彭钢看到伯伯和张闻天被五花大绑,背上还插着写有“罪名”的长长的牌子,被造反派扔进卡车,开往市中心游斗时,心里就像刀绞一样。


自从在批斗会上见到伯伯,彭钢心里更加不安,惦念着伯伯的手稿,惦念着母亲和孩子。她和爱人商量好,向单位领导请假,一同回湖南老家看看。


“文革”中的彭家围子也和全国一样一片混乱。她家门口贴满了“打倒彭德怀”的大标语,家里常有红卫兵来破“四旧”。母亲最担心的就是伯伯的手稿,如果红卫兵占了屋子封了门,手稿就保不住了。伯伯的手稿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彭钢考虑再三,决定请堂弟彭康智暂时保存一段时间。康智爽快地答应下来。


回到北京后,彭钢的处境也很不好,厂里的造反派强令她交代问题 ,揭发彭德怀。一次,彭钢因拒绝写揭发材料,被几个造反派毒打一顿。回家后,她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很厉害。彭钢对爱人说:我要是被他们打死了,你要好好照顾三个孩子……。


在往后的日子里,伯伯的处境越是艰难,他的手稿在彭钢心中的分量就越重。不久,彭钢给弟弟彭康白买了一张火车票,让他回老家看看,若是情况不好就把手稿烧掉,不能再连累别人了。康白回去时,家乡的形势已趋平稳,母亲舍不得将伯伯的手稿烧掉。1969年,彭钢再次回老家,又把手稿带回北京,放在专门订做的樟木箱的夹层中。1976年 唐山大期间,彭钢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防震棚里。她把伯伯的手稿放在军用挎包里,天天斜背在肩上,就连睡觉都挎在胳膊上。文革中曾在北京军区举行过批斗彭德怀的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有一个人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


这个打人者就是彭德怀曾经的部下,将军李钟奇。


如果说彭钢的文章令人震撼,那么彭德怀的军医回顾那段往事的文章,就有些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军医叫杨汉勤,1939年6月生,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消化系主任医师兼门诊部主任。先后在武汉、北京及广州等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曾负责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医生。


1973年5月,杨汉勤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杨汉勤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那时,杨汉勤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彭德怀,那个身经百战、战功显赫的元帅?曾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颂过他,此时却成了专政对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务,杨汉勤心里不免一阵紧张。然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军人 的天职,不能推辞。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杨汉勤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接班后,杨汉勤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得知他的详细病情:彭德怀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起不来,于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初诊为直肠癌。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中央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4月26日,医院为彭德怀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杨汉勤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发,那倔强的消瘦的铁青的方形脸庞,那深沉有力且蕴含着几分忧郁的眼睛,那宽厚的总是紧闭着的微微向下弯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结,呆滞而忧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显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人。杨汉勤也没有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也许看到杨汉勤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此后,杨汉勤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身体每况愈下,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杨汉勤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他不愿答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听到他梦中大喊,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时候却又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他的声音哽咽了,太阳穴边曲张的血管搏动着,眼睛湿润,两道混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两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他渴望向自己的亲人倾诉衷肠,却说不出一句话。他受尽病痛折磨,经常痛苦呻吟,但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绝地说与病情无关的事情。冤屈长期得不到申诉,他孤立无援,束手无策。……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面色铁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瑟瑟颤抖,目光呆滞而无奈。


这种万念俱灰的样子,给杨汉勤留下深刻印象。


他显然力不从心,知道命运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士兵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对着士兵吼叫:“我要见毛泽东,不然你们也把我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可士兵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他纵然千呼万唤,纵然大发雷霆,是绝对听不到的。


彭德怀体内的癌肿已侵犯到全身多个部位,肩膀肿得厉害,痛得不能动弹。他那宽阔微驼的嵴背,仿佛又被重荷压驼了许多。他已疲惫不堪,比平时更显得苍老了。经医院及科室有关人员研究,拟给他进行“放射”治疗,并报专案组及他唯一的一个亲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着手实施。这时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尽,情绪低落。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不定。时而消沉烦躁,时而呆呆地凝视思索,时而扼腕长叹暗自垂泪,时而又破口大骂。当杨汉勤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自己的心事;看守战士干涉他时,他也根本不加理会。比如,杨汉勤问:“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医务人员推着他,通过人来人往、昏暗阴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疗”。他身穿黑棉袄,脚蹬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他已经步履维艰,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人能认得出这就是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


当看守士兵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不分昼夜地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指征。他终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


11月4日,医院征得专案组及他侄女的同意,给他做气管切开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此后,他完全不能说话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的时候,他常常侧过头去,眼泪默默地流淌在枕头上。


他那瘀肿的布满着血丝的眼睛,从早到晚总是睁开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时常能听到咕噜的声音,仿佛是从他胸腔里发出的撕裂声,从气管套筒里传出。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那个数九寒天的苦涩岁月,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护士像对待每一位逝者一样,常规地为他做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条洁白的床单严严实实地遮盖着遗体。


……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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