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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剑侠女被意外拍到，在90年代的中国北方小镇侠女御剑飞行被意外拍到，不过出了点小意外，还好没有大事
爆北京突遇最新大难题 美军要在台海部署导弹习近平刚走，川普就给台湾送上"大杀器"
台湾人均资产甩开日本，惊人差距曝光；对比中国7成家庭存款不到10万，央行数据被打脸 热点直击 Z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那些高出森林的大树，总要先被大风吹倒；那些超出河岸的土堆，必先被水流冲走。
生活中，总有人喜欢把面子撑足了，给别人塑造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非要惹得周围人艳羡的眼光，才肯罢休。
却不知，有时候，你拼命炫耀和显摆的，也许正是自己欠缺的。
人到中年，经历了坎坷变故，看透了人情世故，应该学会沉淀，低调做人做事，频繁卖弄，只会让人生厌。
财不外露，贵不独行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
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
——唐·白居易《感兴二首》
以前的人炫富，腰有十文，必振衣作响。
现在的人炫富，和人聊天，必谈自己的房，车，工作，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过得很好。
古语有云：“客不离货，财不露白。钱财一旦露白，轻则招人嫉妒，重则惹祸上身。
西晋石崇富可敌国，却因与国舅王恺斗富招祸。
王恺下令用麦糖水来刷锅，石崇便让家仆要用蜡烛代替柴火烧火；
王恺出行用紫色的丝布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命人用五彩的锦布，做了五十里的步障；
……
石崇尽显财力雄厚，在这场斗富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却也因此被有心人盯上了。
最终，被人诬陷图谋不轨，家产全部没收，还丢了性命。
《道德经》有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真正富有的人，从不会刻意炫耀财富，来彰显内心的满足。因为他们知道钱财不过身外物，不该成为你攀比的资本。
人活到极致，不是虚荣和肆意，而是低调与克制。
别让辛苦半生攒下的家底，成了给自己挖的坑。炫耀使不得，唯有懂得藏财，才是成年人应有的智慧。
功不求盈，业不求满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明·王阳明《传习录》
一个“傲”字，看似是自信，实则是自满；看似是高人一等，实则是自断后路。
有道是：“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心安！”
人心不可知，当你向别人炫耀事业和成就时，遇到他人心生妒忌，免不了会招来祸患。
越成功的人，越低调，谦虚，放低姿态，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
三国杨修才华横溢，却因处处显能招祸。
曹操经过曹娥碑，见碑背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杨修立刻猜出是“绝妙好辞”四字，而曹操走了三十里路才想明白。这让曹操心中暗生忌惮。
最致命的是，他还卷入曹操儿子们的世子之争。
曹操考验曹丕和曹植，杨修却多次替曹植预作答案，让曹植对答如流。
曹操后来发现，大怒道：“匹夫安敢欺我耶！”
最终，在“鸡肋”事件中，彻底激怒了曹操，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其处死。
《菜根谭》有言：“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处。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钜的力量。”
人生有尺，过则为灾。有财，要懂得节俭；有识，要懂得谦虚。低调，不是自卑，而是清醒。谦逊，不是软弱，而是格局。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别让你的才华，变成刺向自己的刀。
话别太满，事别乱揽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宋·朱熹《观书有感·其二》
说出去的话，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答应别人的事，像欠下的债，迟早要还。
有个叫桓赫的雕刻大师，向众人分享雕刻之道：“秘诀很简单，就是把雕像的鼻子雕大一点，眼睛雕小一点。
因为鼻子大了，还可以修小，太小了却没法改得更大；
眼睛小了，可以改大一些，但是太大就不能改小了。”
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话留三分软，事到五分满。
脱口而出的承诺，易破碎；太快答应别人的事，易受累。
人到中年，交的朋友多，人脉广，这是多年经营积累的结果。
如果你一味地去炫耀自己的朋友圈子，不仅得不到正面的反馈，甚至还会让你的“人脉”心生厌烦。
在别人看来，你如此优秀，托你办事儿帮忙肯定轻而易举就能成功。
你若拒绝，会被别人记恨在心，觉得你也不过如此；你若答应了，还要消耗自己的人际关系求他人办事儿。
事成欠人情，事败被人看轻，无论如何都是吃力不讨好。
要记住，你不是圣人，做不到令所有人都满意；你也不是活菩萨，无法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仅仅仗着认识的人多，就把什么事都往身上揽，最后揽的事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
民间有句俗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自己做不到的事，就不要轻易开口。人生，往往是成在适度，败在过度，误在失度。
话别说太满，事别乱答应。留三分余地给别人，也给自己。
作家冯骥才在书中这样写道：低调，是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是为了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人到中年应该明白，真正的强大，是学会沉淀，低调处事不张扬，时刻保持内心的谦逊与尊重。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
人活一世，贵而不显，华而不炫，低调，是远见，谦逊，是智慧。
往后余生，别总活给别人看，在自己的世界里熠熠生辉，捡拾生活的快乐。
来源：骊歌声声慢
Finding分析文章：摆在中共面前的是两颗迫在眉睫的雷：地方债务和财政收入。
一旦现有政策失灵，为了不让地方债务集中暴雷、保住中央的钱袋子，中共手里只剩最后一张牌：开动印钞机。
下面帖子中说的这几件事，中国政府已经在做，而且做得还不够把雷拆掉。问题不在“懂不懂西方经济学”，懂有什么用，薄的学历那可是相当的耀眼；再说了，懂的人又不能做决策，甚至影响力越来越低，习近平谈的更多的是政治安全，而不是经济安全。
第一点，低息换高息、拉长到期，不是没用过的牌。
2024年底以来的隐债置换，财政部自己说平均成本降了2.5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大约省利息6000亿元。2025年地方债平均发行利率已经降到1.97%，期限拉到15.4年。这就是对方说的“低息长债换高息老债”。
结果是法定地方债从2023年底的40.7万亿胀到2025年底的54.8万亿，债没消失，只是从城投表外挪到财政表内。2025年仅地方债付息就约1.48万亿，同比还在涨。综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加政府性基金）从2021年高点约20.5万亿掉到2024年约17.7万亿，付息覆盖倍数同步变差。置换省的是利率，补不回土地出让崩掉的那一块。
第二点，“利息降到零、无限搁置”不是免费操作。
内债确实可以滚，但债权人是银行、理财和住户储蓄。利息打到零，等于强制金融体系持有零收益资产，利差和存款收益被抽走，这是金融抑制，不是消债。
财新报道过“停息挂账、利息本金化”的方案被研究后否掉，就是因为副作用太大。日本能用国内债滚几十年，靠的是经常账户盈余和还在攒钱的家庭；中国储蓄率已从高点回落，老龄化更快，而且地产这个抵押品已经先破了。滚得动是流动性，滚不动的是偿债收入。
第三点、直接税替间接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卡着。
增值税仍占税收约四成，个人所得税占比很低。房产税试点十几年推不开，楼继伟还说该在合适时点推全国房产税、但已搁了十二年。房价下跌期开征，打的是城镇有房家庭和地方干部，正是政权要稳住的那一层，而且会再压资产价格和消费。
通缩里加税更差：2025年GDP平减指数约-1%，名义税基本身在缩，税务部门已经把收入疲弱归到通缩和地产。税基扩不动，不是因为没人读过公共财政教科书。
第四点、通缩和恶性通胀不是二选一。
恶性通胀会伤政权，这点成立。但债务通缩会把实际债务负担越滚越重：名义收入下滑时，再低的名义利率也盖不住。日本式长期通缩没有摧毁选举制度，可它换来的是三十年名义停滞；中国的合法性更绑在就业和增长上，青年失业和地方保运转已经是眼前的约束。
另外“印钞”不是最后才亮的开关。降准、再贷款、政策性银行、特殊再融资债，本来就是准财政货币化。现有政策失灵之后要加码的，不是一张全新的牌，而是同一条渠道加得更猛。
技术官僚清楚恶性通胀的代价，同样清楚资产负债表衰退里必须有人支出；卡他们的是不能让银行认亏、不能对地方公开违约、不能动有房阶层的税，所以才反复用滚续和压抑利率顶着。
（资料照片）
来源：X
作者沈泽玮：中国去年9月3日举行大阅兵，北京天安门城楼出现“习普金”，即中国、俄罗斯、朝鲜最高领导人并肩同框的罕见画面。
放眼今年11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习普金”会否变成“习特普”，即中国、美国、俄罗斯最高领导人聚首？大国同框很可能发生。川普已明确表示11月将赴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普京也在致习近平的贺信中说，相信两人将在深圳APEC期间会面。
中美俄三个拥核国都是APEC成员。早在2017年越南岘港APEC期间， 三巨头已经同场，并在传统合影中同框。当时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了双边会晤，川普与普京也曾在APEC期间短暂会面。
这次深圳APEC的看点，在于三人能否从非正式寒暄、双边会晤，升级为历史性三边正式会晤？
同框容易，同桌难。普京此前在瓦尔代论坛上表达了对中美俄三边会晤的开放态度，但同时也道出了难点。他说，“最重要的是确定哪些议题可以作为此次潜在三方峰会的基石”，“我们需要为这一谈判进程制定议程”。
三人同框可以较随意聊，像“习普金”三人去年在天安门城楼边走边聊，话题很随性。但如果三人同桌坐下，就必须有三方共同谈论的议题。要谈什么？又能达成什么实际成果？
和2017年相比，当下中美俄三边关系和全球局势已剧烈改变。当时川普第一次上台，中美虽已产生贸易摩擦和战略分歧，但仍曾强调合作，如今已演变为全方位战略竞争与管控博弈。更大的不同，在于俄罗斯已于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
“习特普”今年11月于深圳碰头时，三边关系背后至少压着俄乌战争、高度竞争的中美关系、不断深化的中俄合作，以及微妙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美国正在推动与俄罗斯接触，同时把中俄关系纳入战略考量；俄罗斯希望改善对美关系，同时守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则希望维持中俄合作，同时管控中美竞争。
三方利益的错位，使议程设置本身成为需要跨过的门槛。在这个背景下，所谓的“雅尔塔2.0”格局几乎不可能出现。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有特定的二战背景，美苏英领导人在战争结束和战后秩序重组的节点，讨论欧洲及战后安排。如今，欧洲、印度、日韩、中东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均拥有外交自主权与行动力，国际格局也进入了多极时代，不可能再接受“三个大国坐下瓜分世界”。
从东道主中国的角度看，促成中美俄三边会本身或许就是加分，不仅为中国提供观察和协调美俄关系的窗口，也能把俄乌冲突放进更大的国际议题框架。
川普一直推动俄乌停战，但尚未公开支持三边会谈。不过，从川普角度看，“习特普”并非完全没有议题可谈。他今年5月访华后曾透露，与习近平讨论了无核化，并认为俄罗斯应参与；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白宫在会后声明中披露，川普主张举行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对普京而言，三边会晤提供了一个与美国直接沟通、缓和关系的机会。三巨头并非无话可谈，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个三方都愿意坐下来、且有可能取得实质突破的共同议题。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变量，就是朝鲜。
喜欢戏剧效果的川普，今年多次表达希望与金正恩见面，称金正恩是自己的“朋友”，更说自己“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他喜欢的人”，并表示“我也喜欢他”。他在8月中旬还称，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并称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
但川普想见，并不表示金正恩也有同样的迫切性。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此前否认近期与美国有接触，并称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未改变。
回看川普过去三次与金正恩会面，2018年在新加坡和2019年在越南河内的前两次会面，都是专程赴约；2019年6月则借赴日本大阪参加G20的行程，顺势前往板门店与金正恩见面。这次金正恩是否愿意重新进入谈判，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面，是另一回事。
朝鲜并非APEC成员，若在深圳期间真的出现“习特普金”四人同框或“川金会”，更可能借APEC行程，另行安排场边外交活动。不过，有受访中国学者认为，中国虽然愿意搭台，但美朝领导人出于政治考量，未必愿意在中国的主场完成高调会晤，尤其是中美存在竞争关系，川普不会愿意给中国加分，而更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中立国场地。
从中国的角度看，促成各方对话与协调，符合反对阵营对抗、倡导多边主义的外交叙事。但一张APEC的谈判桌能容纳多少国家、能谈出什么成果，不仅取决于东道主的搭台智慧，更取决于手握战略核力量的各方，能否在博弈中找到利益交集。
同框是场面，同桌才是外交。深圳这张桌子最终能坐下谁、谈什么，或许才是APEC真正的悬念。
来源：联合早报网
1961年8月13日凌晨，东德政府一夜之间在柏林市中心筑起一道水泥墙，把整座城市劈成两半。那道墙存在的目的，官方说是“保卫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不让东德人用脚投票，逃向自由世界。柏林墙立起来的那一刻，全世界都看懂了一件事：一个政权如果需要用围墙才能留住人民，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人民信任的政权。
中共武警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内巡逻。*
1961年8月13日凌晨，东德政府一夜之间在柏林市中心筑起一道水泥墙，把整座城市劈成两半。那道墙存在的目的，官方说是“保卫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不让东德人用脚投票，逃向自由世界。柏林墙立起来的那一刻，全世界都看懂了一件事：一个政权如果需要用围墙才能留住人民，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人民信任的政权。
65年后的今天，中国虽然没有再筑一道水泥墙，但它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数字铁幕，用大数据、人脸识别、AI风险评分，取代了岗哨和探照灯。
2026年9月15日，《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实施，这道新规表面上是行政程序调整，骨子里却是把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持台胞证的台湾人，甚至每一个持美国护照的华人，都重新编织进一张随时可以收紧的网子里。
如果魔鬼真的统治着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它最擅长的手段，不是明目张胆的屠杀，而是把人最基本的迁徙自由，变成一项必须靠“听话”才能换取的恩赐。
一纸规定把出入境变成政治工具
出入境新规第四条明确写着，凡是涉及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可能危害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人员，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出境；第六条更规定，涉及国家安全或刑事侦查时，当局可以不向本人说明具体情况。
这两条放在一起，等于是把“你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一个不需要向你解释理由的黑箱。法律原本应该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为个人、企业和社会留下不可侵犯的边界，在这里却反过来，变成政府随时可以拿来对付任何人的一把万能钥匙。
Manus案：“肉身芯片”们的第一个活教材
早在新规正式公布之前，这套限制出境的逻辑，就已经在个案里先行上路。今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国AI新创公司Manus的两名共同创办人被限制出境，无法离开中国，时间点恰好卡在美国Meta宣布有意收购Manus之后。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当局担心核心技术与人才随着并购一起流向海外，才出手拦人。
台湾时事评论员吴静怡对此形容，工程师正在被当局当成“肉身芯片”看待，只要身上带着足以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技术与知识，人本身就成了需要管制的战略资产，过去那种“只做技术、不谈政治”的思维，已经不足以应付这种等级的管控。
新规正式生效前夕，自由亚洲电台9月2日还取得两张流出的内部截图，一份《同意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要求体制内人员出境须先取得单位同意，另一段对话显示，某银行内部规定员工一年出国最多两次、护照必须在回国三天内上缴分行。
一位中共体制内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这些规定早已在内部实施多年，这次新规只是把过去见不得光的灰色操作，正式写进了法规条文里，而且新增了对金融、科研人员与在校大学生的限制，原因是过去一年AI人才和技术数据持续外流，已经实际影响中国自身的科技开发进度。
企业家用脚投票：一场悄悄进行的资产与人身大迁徙
在Manus案之外，最近一连串企业高管离境的动作，同样清楚说明企业家群体正在重新评估风险。安踏品牌前CEO徐阳7月15日以“家庭原因”辞职，直到8月18日才在朋友圈公开说明要搬去洛杉矶，而他发消息的时候，飞机其实已经从香港起飞大约一个小时，等于是人先安全离境才敢开口。
长期定居海外的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也被网民拿来当作案例讨论，中国人真正担心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出国，而是一旦回国，还能不能再出来。
这种集体性的谨慎，本身就是一种民间对政权信任度的实时民调，当一整个阶层的成功者，都下意识地选择“先离境、再发声”，说明大家心里都清楚，这道边境线，随时可能单方面对他们关闭。
就连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出游也未能幸免，一位体制内人士8月带孩子去香港迪士尼乐园，提前一个月申请，结果只批到四天假期，迁徙自由被切割成需要层层审批的稀缺配额，这才是新规落地后，最贴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台湾人的隐形风险：台胞证何时会被当成中国身份证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明确指出，北京一向奉行“选择性执法”，19条规定里虽然没有一条白纸黑字写着“持台胞证视为中国公民”，但只要对中方有利，这套限制出境的逻辑，随时可以套用到台湾人身上。
台湾官方名单点出七类容易被锁定盘查的台湾人：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还有曾参与“青鸟行动”的人；陆委会另外列出五类高风险身份：台商、台企干部、半导体与科技人才、基层公务员，以及宗教界人士。
2024年5月28日，全台共有15个县市同步发起“青鸟行动”，图为台北市民再聚街头，反对国会扩权。（宋碧龙／大纪元）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出面否认，说这是“危言耸听”，赴陆旅游探亲完全不需要担心。但过去已有台湾人在中国被限制离境甚至判刑的先例，中方处理案件时，从来不在乎你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只在乎你是不是“他们认定的中国人”。
连外国护照都不安全：两起真实案例与美国务院的正式警告
今年6月，缅甸出生的美国籍学者敏辛受邀到昆明开会，刚落地云南机场就被带走，随后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8月正式认定他遭到“错误拘押”。
另有一封网传陈情信提到，一名入籍日本13年的华商，带全家回中国探亲，返日时在机场被拦下，一家五口被审讯七天，本人还被逼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并被限制出境到2036年。
正是这类事件不断发生，美国国务院9月4日更新中国旅行警告，把中国大陆列为二级“提高警惕”，明确指出中共当局会“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可以在没有公平透明程序的情况下实施出境禁令，甚至存在错误逮捕或拘押的风险。
警告特别点出，即使是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不存在双重国籍问题的华人，中方也出现过拒绝承认其美国公民身份、限制其出境的记录。这正是中共体制下最危险的地方：法律从来不是限制权力的边界，而是当权力需要时，随手拿来使用的工具。
历史的镜子：从户籍制度到柏林墙共产政权把人民当囚徒
把人民锁在国境线之内，并不是中共的新发明，而是共产极权政权的共同本能。1958年，中共颁布《户口登记条例》，把全国人口牢牢钉死在城乡二元户籍体系里，农民未经批准不得进城，这套制度直接为随后“大跃进”期间三年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埋下伏笔，因为人连逃荒求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把上千万城市青年强制迁往农村，迁徙自由彻底沦为政治口号下的牺牲品。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公民出境几乎是天方夜谭，护照是极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特权象征。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把上千万城市青年强制迁往农村。（公有领域）
同一时期的东德，用柏林墙和电网围住整个西柏林，1961年到1989年间，至少有一百四十多人试图翻墙逃亡时丧命。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那一夜，东德人涌向边境检查哨，用双手和𨱍头把那道存在了二十八年的墙敲碎，这一幕之所以震撼世界，正是因为它证明了，任何靠围墙维持的统治，终究会被人心的渴望瓦解。
2011年8月13日，一名男子在伯瑙尔街的柏林墙上展示的历史图片前拍照。(Michele Tantussi/AFP ImageForum)
放眼今天的世界，仍然把出入境自由当成政权统治工具的政权屈指可数，朝鲜是最极端的例子，普通公民未经批准几乎不可能出境，脱北者一旦被抓回，轻则劳改，重则处决，这种把人民彻底禁锢在国境线内的做法，长期被国际社会视为侵犯基本人权的活样板。
中国过去几十年靠着改革开放，逐步走出了那个护照极度稀缺的年代，如今却又透过新的行政规定与科技手段，朝着朝鲜式的边境管控逻辑悄悄靠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以用具体条文和真实案例逐一印证的现实。
多个人权组织与学者在新规生效前后公开指出，中国正在把边境管制变成一项“常态化治理工具”，中国的边境事实上已经变成一座影响着数以百万计人口的巨型监狱，这句评语听起来刺耳，却精准捕捉了这套制度真正的运作逻辑。
今天的中国没有水泥墙，却用AI大数据、人脸识别和出入境黑名单，筑起一道更精密、更难被看见、也更难被推倒的数位柏林墙。
人口危机下的铁幕逻辑：中共真正害怕什么？
中国从2000年到现在，净移民流失估计高达1000万人，而且集中在年轻、高收入、高知识这一群人身上。与此同时，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800万，死亡人口却接近1000万，光是这一项，人口每年就净减少200万，再加上每年三五十万人主动选择移民海外，人口结构恶化的速度远比外界想像得快。
这背后牵动两个层面的恐惧：一是战时动员能力的萎缩，两岸情势与中美博弈持续升温的当下，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等于直接削弱国家可动员的人力基础；二是财政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高收入群体一旦离开，缴税缴社保的基数就越来越窄，留在体制内的人，承担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所以这次新规表面上是在管理出入境秩序，骨子里其实是一场针对人口外流的长期拦截战略，而拦截的手段，不是提高吸引力，而是提高逃离的成本。
孔孟的两千年警示：苛政猛于虎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里孔子讲得很清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如果远方的人不愿意归附，靠的应该是以德政去吸引他们，而不是用强制手段把人硬留下来。
孔子还有一句更直白的话：“苛政猛于虎”，出自《礼记》，记载他在泰山脚下遇见一位妇人，宁可家人接连死于猛虎之口，也不愿离开这片土地，只因为别处的赋税和苛政比老虎更可怕。这个故事流传2500年，讲的正是暴政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道理。
《国语》里召公劝谏周厉王的那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同样指出一个统治者若只知道堵塞人民的嘴巴和脚步，而不去疏通民怨的根源，最终溃堤的力道只会更加猛烈。老子在《道德经》里也留下一句冷峻的提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人民已经不怕最坏的结果，用恐吓去威胁他们，注定是徒劳的。
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智慧，放在今天的出入境新规上，竟然一字不差地应验：把出入境的门坎抬得再高，审查的网撒得再密，能限制的只是人的身体能不能出境，限制不了的，是人心里那份想走的念头。
《孟子》里还有一句话同样值得放在这里对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一个政权如果失去了人民的心，光靠强制手段撑住的统治，终究是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的局面，这正是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留给后世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警示。
1989年的先例历史从未真正翻篇
这次并非北京第一次用出入境管制作为政治工具。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曾大规模收紧出境审批，许多参与过学运、对政府提出异议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护照被扣、出境申请被无限期拖延，一锁就是好几年，甚至终身无法再踏出国门。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不仅政治权利被剥夺，连迁徙、探亲、通信的自由都受到严密监控，这种用行政手段惩罚异见者的做法，早已写进了中共的统治基因里。
今天的出入境新规，不过是把37年前那套人工审批、层层盖章的做法，升级成了AI风控评分与大数据联防联控，工具变了，本质从未改变过。
当技术成为新的镣铐
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次的管控工具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加精密。过去限制一个人出境，靠的是基层单位收走护照，或者在边防站凭名册拦人，效率有限，也容易出现漏洞。
今天的系统，靠的是人脸识别、手机定位、消费记录、社交关系图谱，甚至亲属的婚姻与工作状况都能被实时调取核查。
中共通过AI大数据、人脸识别与出入境黑名单，筑起更严密的数位柏林墙。图为2018年10月24日，北京中国国际公共安全博览会上的人脸识别安防摄像头。(Nicolas Asfouri/AFP)
有长期居住美国的中国人被要求视频通话、实时共享定位，当地公安甚至直接联系其在中国的父母，核实婚姻与出境细节，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境管理，而是一整套跨越国境的监控体系，把“境外”也变成了它可以延伸触角的空间。当技术的精密程度超越了人性的底线，围墙的形式就从水泥变成了代码，但囚禁的本质分毫未变。
西方哲学的回响：鄂兰笔下极权主义对人的“多余化”
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研究纳粹与斯大林极权统治时提出过一个关键洞察：极权主义最终极的目标，不是奴役人，而是让人变得“多余”，也就是彻底剥夺一个人自主决定自己命运、迁徙、发声的能力，把活生生的个体，简化成一个可以被随意编号、审查、放行或拦截的档案。
鄂兰指出，极权政权最恐怖之处，往往不在于某个具体的暴行，而在于它建立起一整套系统，让普通官员只需要“依法办事”、“依规审批”，就能参与到剥夺他人自由的链条里，而不需要感受到任何道德上的愧疚，这就是她说的“平庸的邪恶”。
今天，一个县级公安机关的办事员，只要在系统里按下一个审批按钮，就能决定某个人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海外的父母，这正是鄂兰那套理论在二十一世纪最精确的映照，机器与官僚制度取代了个人的道德判断，邪恶因此变得高效，也变得日常。
结语：魔鬼要的是灵魂的禁闭，而不是身体的自由
如果我们愿意诚实面对，会发现这场出入境管制的本质，与Manus创办人被无故限制离境、台湾人随时可能被“选择性认定”为中国公民、美国公民在中国机场被无故拘押，其实是同一套逻辑的不同表现形式。
这套逻辑的核心，不是保护国家安全，而是确保每一个身在体制之内的人，永远活在“随时可能被收回自由”的恐惧里，唯有恐惧，才能让人乖乖配合、不敢反抗、甚至替政权效劳去迫害身边的其他人。
柏林墙用钢筋水泥困住了东德人28年，最终还是被人心的渴望敲碎；今天这道用算法和大数据织就的数字铁幕，看似无形，却同样困不住那份对自由的向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有希望，人才会从世界各地主动回流，而不是需要靠限制出境才能把人留下。
这正是为什么，真正值得北京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怎么让人走不了，而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宁可冒着风险，也想离开。2500年前，泰山脚下那位宁死不肯离开的妇人告诉我们苛政比猛虎更可怕；2500年后的今天，那些宁可放弃回国、也要留在海外的中国人，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魔鬼从来不怕你恨它，它只怕你不再怕它，而这一天，或许正在慢慢到来。
从柏林墙到数位铁幕，从1958年的户籍制度到2026年的出入境黑名单，中共这套统治术横跨了将近70年，换过无数种形式，核心逻辑却从未改变：把人民的自由，变成一项可以随时收回的特许，让每一个人在踏出国门之前，都必须先问自己一句，我这一次出去，还能不能再回来；我这一次回去，还能不能再出来。
当一个政权必须靠着这样的问题，才能维持住表面的稳定，它其实早已亲口承认了，自己统治的正当性，经不起人民用脚投票的检验。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的秘密警察史塔西建立了全世界密度最高的线民系统，平均每6.5个公民里就有一个人在为政权提供情报，那套系统最终还是在1989年一夜崩溃，因为人心的重量，从来不是任何监控系统能够永远压住的。
今天中国的出入境新规、大数据联防联控、AI风险评分，本质上就是史塔西线民系统的数字升级版，只是换了一套更冷冰、更难被肉眼看见的形式继续运转。历史一再证明，凡是需要靠恐惧和围堵才能维持的统治，终究会迎来它自己筑起的那道墙被人心亲手推倒的那一天。
来源：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作者： 矢板明夫
中国外交最近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动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降格”了。9月3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谈到日本核武问题时，提到高市今年2月的发言。奇怪的是，他没有按照惯例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是直接说“高市早苗”。“日本首相”四个字不见了，中共外交部的官方文字纪录也是如此。这应该不只是一次语言上的省略。
最近北京对高市政府的不满明显升高。就在同一场记者会，中共外交部还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为“日本现任防卫部门负责人”，甚至故意不提他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就值得观察了。
因为，回顾中共过去的政治宣传，每当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对他的称呼往往会逐步“降格”。
第一步，就是先把官衔拿掉。本来是“某某总统”、“某某总书记”，关系不好了，就先把前面的职称拿掉，直接叫名字。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对中国认为的“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经常采用直呼姓名的方式。想表达的意思大概就是：“我知道你是总统，但是我偏偏不叫你总统。”这还算比较客气的。
第二步，是开始在名字前面加形容词、扣帽子。比如说“战争贩子杜勒斯”、“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日本反动派头目佐藤荣作”等等。这一套不只对外国人使用，对自己人更狠。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以后，1968年的中共中央文件直接给他戴上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
第三步，就更有意思了。连政治帽子都嫌太文诌诌，干脆开始起外号。最经典的就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中苏关系好的时候，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翻脸以后，先变成“赫鲁晓夫”，后来再加上“修正主义头子”。到最后，因为赫鲁晓夫秃头，中国的宣传部门干脆送给他三个字：“赫秃子”。
为什么要给外国领导人名称降格？说穿了，就是在现实中拿对方没办法，就先在语言上占一点便宜，至少可以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
所以，接下来对高市早苗首相的“称呼”，是否会继续降格？非常值得观察。
来源：X
作者： 华尔无街
伊朗原本最强的筹码，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全球能源市场的咽喉：如果美国继续施压，伊朗就让世界缺油，让油价、航运、通胀和政治压力最终反过来迫使华盛顿让步。但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发现自己并不能真正把这扇门关死。美国海军护航、船只关闭AIS、船对船转运、沙特东西输油管线、红海港口以及市场自身的适应能力，正在不断修补供应链。沙特9月出口从8月的约245万桶/日恢复到约540万桶/日，是这轮反弹的重要来源。
9月中东原油出口恢复到每天约1633万桶，接近2月底战前水平的八成；其中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流量已回升到约972万桶/日，而且这还没有完全计入关闭AIS航行的船只。卡塔尔相关LNG船只也开始重新增加通过海峡。
这组数字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只是“油出来了”，而是它正在改变美伊谈判中的力量结构。
伊朗原本最强的筹码，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全球能源市场的咽喉：如果美国继续施压，伊朗就让世界缺油，让油价、航运、通胀和政治压力最终反过来迫使华盛顿让步。但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发现自己并不能真正把这扇门关死。
美国海军护航、船只关闭AIS、船对船转运、沙特东西输油管线、红海港口以及市场自身的适应能力，正在不断修补供应链。沙特9月出口从8月的约245万桶/日恢复到约540万桶/日，是这轮反弹的重要来源。
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失去制造麻烦的能力。战争风险仍然很高，油价和运输成本也远未恢复正常。路透9月底的调查显示，分析师已经把2026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预期上调到约89美元，原因正是海湾供应仍然受到结构性扰动。但从战略上看，“让世界付高价”和“让世界没有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等级。
只要全球能够维持七八成甚至更高的正常供应，美国就有条件继续耗。
美国自己原油产量近期已经接近每天1400万桶的纪录水平，虽然高油价会伤害消费者和通胀，但美国并不是一个完全依赖霍尔木兹进口石油的经济体。相反，伊朗承受的是封锁、制裁、出口受限、外汇减少以及军事设施和供应链持续受压。时间拖长以后，双方付出的代价并不对称。
因此现在甚至很难再简单地说“霍尔木兹是伊朗的筹码”。
更准确地说，伊朗拥有的是让别人运输更贵的能力，美国拥有的则是让伊朗自己的经济和出口更困难的能力。如果前者越来越能够被技术和物流绕开，而后者持续有效，那么霍尔木兹这张牌就会逐渐从伊朗的筹码，变成伊朗自己的负担。
这也解释了当前谈判的微妙变化。伊朗已经主动提出七日方案，希望通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等步骤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压力；卡塔尔也在美伊之间继续进行穿梭调停。但在真正关键的核问题上，伊朗至今仍公开表示不会作出让步。
这说明火候还没有真正到。
如果美国这几个月承担高油价、海军护航和全球航运成本，最终目标只是让霍尔木兹恢复通航，那未必值得。但如果这些成本最终能够迫使伊朗在高浓缩铀、离心机、核查和核设施问题上提出一套真正可执行的方案，那么账就完全不同。
所以现在最值得看的，不是伊朗哪一天宣布愿意停火，也不是哪一天霍尔木兹恢复九成运量。
真正的转折点，是伊朗哪一天不再只讨论“美国怎么解除压力”，而是开始主动提出：核问题准备怎么解决。
到那一天，才说明美国这段时间付出的成本真正开始转化为战略成果。
来源：来稿
作者: 新唐人精选 , 文章内容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美东时间9月22日，美国总统川普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和格陵兰领导人延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Jens-Frederik Nielsen）签署了格陵兰协议。这一“三边安全协议”将有效阻止中俄在格陵兰扩大军事及战略影响力，并进一步强化北约在北极与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布局。
川普表示，与弗雷德里克森和尼尔森这两位“非常出色的人”一路走来，“是一段令人惊叹的历程”“我们将建立非常好、而且安全稳固的关系。”他感谢两位领导人与美国达成格陵兰协议，并表示，他们将“全力以赴”地落实协议内容。
川普表示，格陵兰协议意味着“我们将立即启动相关程序，在适当地点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兴建两座非常重大的军事基地”。美国此前已在格陵兰岛拥有大规模军事部署，但川普表示，美国将“扩大其在北极和北大西洋的布局”。这份协议“酝酿已久”，长达数十年，甚至可能数百年，它将“对欧洲、美国以及所有人都大有裨益”它将促成三个签署方之间建立长期的极好关系。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说，丹麦“始终信守承诺”，始终是美国的盟友“今天标志着我们长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她补充说，各方正在签署一项“更大、更好的协议，一项可以永久延续下去的协议”。“这份协议对美国有益，对格陵兰、丹麦以及北约盟友都有益，因此对欧洲也同样有益。”她说，“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加强共同安全，提升共同威慑力，向我们的对手展示我们是谁，而这一切都是我们携手完成的。”
丹麦首相还强调，绝不允许任何对手“在格陵兰获得控制权或施加重大影响”。她表示，这项协议承认美国过去以及目前在格陵兰安全与防务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尊重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的自决权，并回应了美国对于外国对手可能在格陵兰取得立足点的安全关切。她还指出，该协议“凸显了北约联盟的重要性”。
格陵兰领导人尼尔森表示，今天是“对我们的安全而言非常重要的一天”，这项协议建立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85年安全合作的基础之上。“这不只是一项关于我们的协议，更是一项有我们共同参与的协议。”他说，“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也是西方联盟的一部分。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安全就是你们的安全……这是一项实现三方共赢的协议。”
尼尔森说“格陵兰对于北美安全及跨大西洋安全至关重要。这份协议体现了我们深知自身责任并正据此采取行动。”“北约至关重要。我们认为，维持北约的强大实力至关重要，在北极地区也是如此，因为北约在当地扮演着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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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上岸”热潮持续升温，公务员考试（公考）几乎成为许多大学毕业生眼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2026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人数已逼近300万，竞争比冲至约98：1，录取率仅约1.35%。
然而，在这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狂潮背后，一个规模动辄百亿元的培训产业，正从价格战的“局部试探”迅速演变为“全面肉搏”，同时迎来地方政府的强力规范与整顿。
今年6月，北京开始要求这些机构取得相应办学许可、规范法人治理，并对预收费设置专用帐户与风险保证金；教育、市场监管、民政、人社、公务员考试管理、公安、网信、金融管理等多个部门，也被要求建立联合监管机制。
有的时候我发现，比如某些地方举行教师资格证的考试，门口必定有一群考公培训机构的人蹲守考生出考场并上前宣传，还有一些甚至在每年各省举办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现场也是如此。
价格战撕开产业假面：从“良心课”到“卖不动”
中国招录类考试培训市场过去多年持续扩张，公务员、事业单位及教师等考试共同构成主要市场，2026年中国招录类考试培训市场规模可能达到约6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公考培训头部机构“粉笔”连续发布内部“小作文”，打破过去教培业惯常的“恩师育人、亏本做良心课”人设。文章坦承系统班降价并非“良心发现”，而是“越来越不好卖了，迫不得已”；更直接像素级模仿竞争对手超格的国庆营产品，以1380元对标对方2180元的定价，首日即售出1200馀份。
粉笔2026年上半年营收同比下滑16.3%至12.48亿元，由盈转亏，净亏损1.84亿元。在毛利被价格战压缩后，该公司宣布内部考核从“以营收利润为中心”转向“以进面率、上岸率为中心”。
中国一名男子不满考公务员落榜竟主动成为间谍。（示意图／Unsplash）
这场价格战并非单一机构的策略选择，而是整个产业在供需失衡下的集体焦虑。中国国考报名人数三年间暴增逾百万，2026年却首次出现缩招（计划招录3.81万人，较上年减少约1600人）；而在个地方的省考（指的是地方公务员考试）方面，23个联考省份整体缩招15.3%，广东甚至高达32.38%。考生人数持续攀升、录用名额却收缩，培训机构获客成本飙升，转化压力陡增。
中国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之所以能够膨胀，最直接的背景仍是“考公热”。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公务员考试为例，共有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与录用计划数相比，约形成98比1的竞争比例；部分热门职位更出现数千人竞逐。
目前中国考公市场上的品牌很多元，主要是华图教育、中公教育、粉笔还有一些零散的个人做考公培训。记者采访了一位在河北省从事考公培训的张先生，张先生表示“现在很多机构都是以金牌讲师为由吸引学员报名，其次这些讲师有一部分是在体制内工作过，也有一些是从高校那边做兼职的”张先生还表示“原先的考公竞争激烈到需要先给任课老师提前打款，比如三天的课程就打三天；而现在却是这些老师找课上”。
从张先生的说法中不免会让人疑惑，为何中国考公热这么厉害下，这些考公机构感觉生意难做？原因在于中共各地组织部和人社部门在聘用考试的时候，直接明确告知没有相关培训课程，只有指定书目，但是一般有的人笔试很好过，面试就需要下功夫。
同时，我还发现，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一些关于如何快速将“申论、行测”这些考公笔试科目过关，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但是相同的是，这些帖子底下必定有考公机构的人留言招揽生意。
另外一位是已经“上岸”（在中国的语境里指的是考上了）大陆北方地区某省级单位的公务员小赵，小赵介绍说，自己考公已经是三连战了，即考了三次；我打趣的问到“你这和范进中举有何区别？”就像我之前在太原通讯的那篇报道里提到的曹先生一样，中国年轻人当下寻找出路，稳定一点只能是考公，因为至少不会快速发生变故。
北京先试点，中国各地跟进“九条禁令”
公考培训行业至今缺乏权威、透明的上岸率统计标准，机构过往常见的“通过率高达85%”“保过班不过全退”等宣传话术，已成为监管矛头所指。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政策并没有把公考培训本身定义为需要消失的产业。真正可能被挤出去的，不一定是所有培训机构，而是那些依靠高预收、高行销、强承诺以及模糊“官方关系”生存的模式。
今年6月，北京市教委、市场监管局、民政局联合发布《北京市关于加强公务员录用考试培训机构规范管理的若干规定》，明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
不得明示或暗示与考试组织机构、命题人员存在关联；
不得使用“内部指标”“命题人员授课”“内部资料”等用语；
不得对通过率、录用结果作出保证性承诺，禁止“包过”“保录”“不通过全额退费”等诱导性表述；
预收费最长以12个月为限，鼓励“先服务后收费”，并要求培训费进入专用存管帐户。
规定设有过渡期至2026年底，未取得合法办学许可的机构须完成课程交付或退费后转型退出。此后，江西新馀、安徽蚌埠、河南漯河等地市场监管部门也陆续发布告诫函或召开约谈会，划定“严禁发布虚假信息”“严禁保证性承诺”“严禁虚构师资”等红线，并加强广告监测与价格巡查。
这些举措被视为“双减”政策后，官方将监管触角延伸至成人职业培训领域的信号。与过去针对中小学生学科培训的“一刀切”不同，公考培训因直接连结“体制内就业”这一敏感议题，规范力度与节奏更显谨慎，但仍明确指向“扭转内卷发展模式、聚焦质量提升”。
产业背后的社会焦虑：从大一开始“封闭式备考”
价格战与监管收紧的双重压力，并未冷却考公热度。在中国大陆，封闭式培训基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华图青岛旗舰基地、学仕昆明基地、鼎成在多地设立的寄宿制基地，动辄收取数万元学费，提供“上床下桌、独立卫浴”的宿舍，学员从早到晚就是上课、复习、做题。有考生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报班，一年参加十馀场考试，花费近6万元仍未上岸。
培训产业则精准捕捉并放大这种焦虑，用“上岸”“编制”等话语制造紧迫感，形成“越卷越热、越热越卷”的循环。
这种“高考式”备考模式，折射出中国青年面对就业市场困境的一种深层焦虑：民营经济复苏乏力、私企裁员与降薪频传，体制内“铁饭碗”的稳定性与社会地位，成为许多家庭与个人眼中的最优解。
从“考公热”到“公考培训热”，如今连后者也开始被纳入监管。这场整顿真正触及的，恐怕不是几家补习班，而是一个由就业焦虑、体制吸引力与教育商业化共同催生的数百亿元市场。
来源：风传媒
作者：吴祚来-X
判断一个政治组织是否具有邪教性质，关键在于：它是否将自我神圣化，要求成员放弃独立判断，并以不可质疑的目标支配人的全部生活。许多共产主义组织与政权，呈现出以下五种特征：
第一、领袖神圣化
领袖被塑造成人民、真理与正义的化身。对领袖的批评被等同于对人民的背叛，政治忠诚取代事实判断，个人崇拜取代公共监督。
第二、社会敌我化
以阶级、出身和政治立场划分人民，将一部分人指定为另一部分人必须斗争的对象。当“敌人”被剥夺平等人格，歧视、迫害乃至杀戮便可能获得革命的名义。
第三、财产权力化
以公有化之名集中财产，却缺乏公众对财产管理者的有效监督。“全民所有”由此可能变成党组织控制，而党组织又受少数领导者支配。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相互强化，使个人更难摆脱统治。
第四、组织绝对化、党组织母亲化
通过宣誓、纪律、思想审查和惩罚机制，要求成员对组织保持绝对忠诚。当上级指令压倒法律与良知，个人便被训练成服从的执行者，退出、质疑和异议也被视为背叛。同时党组织母亲化，党组织成为神格化的共同母亲，精神乳汁将自已哺育成长，这样就成为党的人而非小家庭成员；
五、生命工具化
革命、理想和组织目标被置于具体的人之上。个人可以被要求牺牲，也可以被当作实现目标的代价；组织决定谁应当付出生命，却不允许个人质疑这种决定。
第六，思想被垄断，异见被定罪
党组织不仅要求行为服从，还要求思想一致。它宣称自己掌握历史规律和终极真理，将不同意见视为思想错误或政治敌意。人可以检讨自己，却不能质疑组织赖以统治的理论。
第七，制造救赎承诺，以未来天堂合理化现实苦难
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作为最终许诺，要求人民忍受当下的匮乏、压迫与牺牲。理想迟迟不能实现，又被归咎于敌人破坏或人民觉悟不足，从而要求更多服从、更多斗争、更多牺牲。
第八，控制信息，使组织的叙述成为唯一现实
通过审查出版、教育、新闻与历史记忆，阻止人民接触不同解释。组织可以掩盖自身造成的灾难，改写过去，并让受害者失去讲述遭遇的权利。当事实必须服从政治需要，谎言便成为维持统治的制度。
第九，将组织忠诚置于亲情和良知之上
鼓励乃至强迫成员揭发亲友、与被认定的敌人划清界限，使家庭、友谊与社会信任受到侵蚀。当个人必须通过背弃亲近的人证明政治忠诚，组织便进一步占据人的情感与道德生活。
第十，组织永远正确，失败由他人承担。
政策成功归功于党的英明，政策失败则归咎于敌人、基层执行者或个别路线错误。即使承认某些错误，也不允许人民独立追责、监督或更换统治者。缺乏外部制约的组织，因而可以反复制造灾难，却始终保留裁判自己的权力。
@baodiantimes
中秋节长假期间，很多大陆商家为了防止买家穿完就退货而推出了新招，一条印有“拆除不退不换”字句的两米多长的丝带挂在胸前或身后。很多顾客拍照上网分享。消息登上了微博热搜。
中秋假期是销售旺季，但很多买家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买完穿几天后就退货，此举增加了商家的损失。为了避免买家钻空子，商家不断推出防退货新招。
综合多家陆媒消息，今年，很多商家在衣服领口、肩缝、拉链处加装显眼的一次性丝带，丝带外露无法隐藏，一旦剪断即被判定为已使用，商家有权拒绝退换，从物理层面堵住“穿完再退”的漏洞。
很多网民穿着带有丝带的服装拍照传到网上。照片显示，防拆丝带上明确标注“拆除不退不换”，有的丝带两米多长，从领口穿过袖口形成环状带，挂在胸前或身后，无法隐藏。
除此之外，之前商家为了防止买家退货，防护手段不断升级，从单件一至两个的防拆扣，增至单件二十余个防护点位，甚至为拉链设置密码锁，买家确认收货后方可解锁，有的加上砖头大小的吊牌等。
中华网透露的行业数据显示，女装整体退货率达50%～60%，直播带货渠道更高，普遍在70%～80%，“卖十退八”已成常态。其中大量退货并非质量问题，而是消费者滥用七天无理由规则，将网购当作免费试衣间。有的买家批量购衣拍完社交动态后集中退货；学生群体穿新衣参加运动会，衣物沾染污渍后全员退回；还有人穿着新衣出游、出汗后再申请无理由退货。频繁恶意退货让商家持续承担运费、清洗、折价、库存积压等损失。
多数商家表示该举措为无奈自保。有业界人士表示，规范女装电商市场需要双向约束：消费者合理使用售后权益、杜绝恶意蹭穿；商家提升品控与宣传准确度、优化预售机制，才能真正降低退货率，改善网购环境。
大陆电商为防恶意退货，给服装加上长丝带（网络截图）
来源：中华网
作者: 新唐人精选 , 文章内容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甘迺迪在1961年警告，美国正面对一个“高度组织、冷酷无情的阴谋”，以渗透取代入侵、以颠覆取代选举。六十年后，川普重发这段演说，并宣告“共产党正在发动最后一波攻势”。这场隐形战争，从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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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川普在2026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清晰阐述美国在应对长期存在的挑战上做出的努力，以及如何重塑世界格局。“在自由在这片大陆扎根两个半世纪之后，我可以自豪地向你们宣布，美国回来了——而且我们今天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川普在开场白中说。
“两年前，我们的国家奄奄一息，而现在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火热的国家。”川普说。他的联大演讲以其美国国内执政取得的成绩开始，然后转向伊朗的核威胁，再到西半球的贩毒集团卡特尔暴力，以及维护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利益。
川普表示，美国已经在采取实际行动，这些行动旨在为美国人民带来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世界，同时也在塑造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当其他人还在空谈时，我已经付诸行动。当其他人还在谈论和平时，我已经缔造了和平。当其他人还在忽视威胁时，我已经直面威胁。当其他人还在谈论勇气时，美国已经展现了勇气。当其他人还在承诺实力时，我已经用实力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川普还阐述了美国政府为结束西半球数十年来暴力、动荡和外国干涉而制定的战略。此外，他还一如既往地抨击了共产主义激进左翼议程。川普说：“永远不允许共产主义在美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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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方菲时间 , 文章内容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华裔老夫妇枪杀女婿引发关注，这起湾区枪击案震惊华人社区。同时，美国将动员国家资源追查活摘器官。
本期节目深入探讨这起家庭悲剧，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矛盾？我们将从法律与社会层面为您剖析事件的来龙去脉。
此外，节目焦点转向国际政治，美国参议院近期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标志著对人权问题的高度重视。我们将解析该法案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如何动员国家资源，进一步追查中共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诟病的器官罪行。这对于当前国际局势有何深远影响？透过详细的时事分析，带您看清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人权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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