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

反送中运动两名年轻被捕者的独白

来源: 之声 作者: 黄颖

抗议者于2019年12月25日在沙田购物中心参加圣诞节集会(路透社)

根据香港提供的数字显示,6月以来的“反送中”运动中已经有超过6000人被捕。其中大多是,近1600 人被起诉。他们大都面对暴动、非法集结和私藏攻击性武器罪等指控,其中暴动罪最高可以判囚10年,非法集结罪最高的刑罚是5年。让我们听听两名年轻被捕者的内心独白。

圣誔音乐在大小上响起,混和在参与“反送中运动”示威者的纳喊声中,微风中吹起了早前警方驱散时留下的烟硝味。

平安夜的早上,家豪(化名)心里焦躁不安,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希望心情可以平伏下来,过一个宁静的平安夜。

11月中旬,香港理工大学有数千示威者被围困校园,当晚,家豪心急如焚,因为不少“手足”被困在校园内,当他与弟弟正准备由家出发,希望到校园附近施与援手时,却被蓝丝(亲建制派)的父亲逐出家门,“为了这场运动,我失去了家庭。”家豪无奈地说。

“为了这场运动,我失去了家庭”

2014 年,“雨伞运动”爆发,17岁的家豪,也走进运动的巨轮。运动失败,他也失落了很久。今年,返送中运动由开始至今,他大部份走在前线,主张“勇武与和理”(和平、理性、非暴力)兼容。6月9日大游行前夕,他意识到这将会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作好了随时为香港牺牲的准备。当天黎明时分,他写下一封遗书,给年轻的女友,叮嘱若有不测,她不要过度伤心,要坚强地生活,要延续他的心愿继续争取民主。往后大小活动,沙场上都有他的踨影,伤势累累,曾经被警棍重撃头部,整整一个月连进食也困难。9月初,他在一场示威中被捕,最初被控伤人罪,后改控非法集结罪。他无怨无侮,从未掉下一滴眼泪。

然而,这一晚被父亲赶出家门,他伤心地大哭一场,心痛政见的不同,可以撕裂一个家庭,亲情原来这般脆弱。

伤痛过后,阿豪说,抗争之路仍要坚持。生于小康家庭,他明白,自己的生活条件比很多手足们优厚。被父亲逐出家门后,他先寄居于朋友家中,最近由优渥的中产小区,搬到龙蛇混杂的旧城区,挤进一间七平方的劏房(一个单位间开若干小单位)里,他要自力更生。

“我已找到一分在建筑工地当杂工的工作,工资会高一点!”家豪向德国之声说。

生于香港回归的“一九九七”

家豪出生于“九七”回归那一年。他与这一年出生的年青一代,经历了几件社会重大事件:出生时主权移交,香港回归中国;2003年幼儿园毕业,遇上了“非典”,这一疫香港死了200多人;小学毕业,一场瘟疫猪流感爆发,幸好规模较少,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到了高中三年级,遇上了“雨伞运动”,今年又爆发“反送中运动”…

“我们没得选择,生于忧患,真是命途多舛!”他对德国之声苦笑说,“为了香港的将来,我们这一代责无旁贷。”

圣诞新年过后,家豪便要再次上庭,法律上已进入答辩程序。律师已经跟他解说清楚,预计在春天及初夏期间,便会判刑,而刑期估计是6至8个月。

愿意付出沉重代价

面对牢狱,家豪坦言已作好心理准备,心里尽管感到委屈无奈。他向德国之声表示:“我太爱香港了,我愿意为香港的未来而付上沉重的代价!”他会好好利用在囚时间,积极地进修,期望出狱后再投入运动。

去年的平安夜,家豪与小女友一起欢度佳节。早两个星期,他静静地为这段感情划上句号,因为考虑到自己即将面对牢狱,出狱后也背着犯案记录,不想毁了她的将来:“我不想辜负了她!”

与父亲割裂,成为锥心的痛,尤幸妈妈及弟弟仍然不离不弃,仍然支持及痛惜他。

运动至今超过半年,仍然没有停息的迹象,2020 将至,在阴霾中,家豪仍然盼望,香港能尽快见曙光,“香港人一定要撑(坚持)着,民主终有一天会来!”

根据香方提供的数字显示,超过6000人被捕,其中18岁以下的超过900人,安娜(化名)便是其中的一个。

十月的一个深夜,任保安员的安娜爸爸手机响起,是学校社工紧急致电,告诉他唯一的女儿安娜在刚才示威聚会中被捕,“我登时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处”安娜爸爸对德国之声表示,自从女儿由6月份开始参加反送中运动,他和安娜的妈妈一直担心着这一天终会出现。这一晚滂沱大雨,他连忙请了假,奔赴局,折腾了一个晚上,最终女儿被送去医院,父女方得以见上一面。没多久,女儿被控暴动罪。

在逃跑中落了单被控暴动罪

安娜向德国之声表示,由反送中运动开始,大小活动她都尽量参加,不过,都是站在示威队伍中间,并不是站在前线的勇武派。被捕那天,她并没有参与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在驱散行动中,在逃跑中落了单,被警察捸捕了,不明白为何被控暴动罪。得悉被控暴动罪那一刻,她非常忿怒,“这不是滥权滥捕吗?”

安娜爸爸说,安娜自少乖巧听话,学业成绩不俗。小学五年级时,“雨伞运动”爆发,她和同学开始关心政治时事。中学后,安娜对自己要求太高,给自己很大压力,渐渐地被诊断出患上抑郁及

反送中运动在6月份打开序幕,安娜决心投身其中,“占中(占领”中环行动“,又称”雨伞运动“)时我还年幼,父母一定不会让我上街,今次我决心参与,我不想错过这一场历史的见证。”

每一次外出参与活动,安娜的爸爸、妈妈都很担心,千叮咛万嘱咐要小心。随着运动的暴力越来越升级,常令妈妈牵肠挂肚,有时候尝试苦劝她不要外出,安娜不从,争执难免,害得妈妈以泪洗面。爸爸向德国之声坦言,有时候感到很矛盾,“她不是小孩子,难道我锁起她吗?我只能不断提醒她要小心保护自己!”另一方面,目睹她女儿自参加示威运动,抑郁及焦虑的情绪有所改善,他感到欣慰,“整个人开朗了不少!”女儿被捕后,爸爸尽量让女儿参加一些已获不反对通知书的和平活动。

在运动中“找到了自己”

安娜告诉德国之声,她在参与运动中“找到了自己”,在参与过程中,充份感受到自己有一份价值,与他人并肩作战,争取民主;运动中,她认识了不少理念相近的同行者,在示威活动中,也遇到很多善心人的救助,“有几次在我们奔走逃跑时,突然间有店子主人请我们躲在他们店内,然后马上拉下店闸子,等防暴警察走了,他们才让我们离开!”

她明白父母担心,有时候在运动中逃跑时受了伤,她也不敢告诉父母,默默地承受。

安娜说,在运动中,见着越来越多年纪更轻的孩子们,他们有的只是11、12 岁,“我感到心痛,就是因为年长的没有出来,才迫使他们这么年幼便要出来吃吹泪弹!”

安娜向德国之声表示,“我们的政府其实好可怜,想作决定也没有能力,所以我们更要站出来抗争!”

女儿被控暴动罪,安娜爸爸坦言既悲愤又无奈,律师告诉他们,由于千多人被控罪,不计最终刑期,女儿的案件起码要拖上一段长时间才能审理,是一个漫长的煎熬。他长叹道:“我们是草根阶层,没有甚么能力,我们只能陪着她一起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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