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5日星期六

《往事微痕》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图)


作者: 李昌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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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有个千佛洞,千佛洞里有着中华民族的千年瑰宝——数量庞大的壁画与彩塑,尤其是1900年发现了一个贮藏了大量千年古籍的“藏经洞”,但是由于无人管理,大量的稀世珍宝,被英、法、俄、美、日等国家的“考古学家”从一个无知无识的王道士手上骗走,所以历史 学家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 术之伤心史也。”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刻,国民的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决议,于1944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 研究所,对敦煌千佛洞实行研究与管理,经过易帜之变,常书鸿风雨 不惊,所长照当。1957年 的那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台风,也横扫到这个惊沙大漠中的千年洞窟。天高皇帝不远,敦煌千佛洞里,上演了一场摧残知识分子的大悲剧,我们可以套用陈寅恪的话说:“敦煌者,吾国学者之伤心史也。”


敦煌从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来,人们推举出两个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两朝所长常书鸿,被称为“敦煌守护神”,一个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初期工作过很短时间的画家毕可,人称“敦煌魂”。


这里,我要记叙的是被称为“敦煌魂”的毕可在反右运动中的惊天大悲剧。他在所里被打成,立即被送到甘肃省著名的劳教农场夹边沟劳改 ,但是二十几年后人们发现,省委并没有批准《右派分子毕可的呈批报告》。作为打他右派的所长常书鸿和党支部书记李承仙夫妇,隐瞒省委拒批的实情,没有把毕可调回平反 ,因此使毕可饿死在夹边沟。毕可当然不可能知道红色文件橱中的这份黑色档案。对于毕可的遭遇,人们分外同情,也分外愤慨,所以称之为“敦煌魂”。


这样的悲剧,在55万右派中不是没有,但毕竟比较少。


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采访到1948——1952年间毕可的领导、战友、同事高芒和石可,还电话采访了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并埋葬毕可的宁里。请让我按照我了解毕可的过程,来叙述这个悲剧,揭示这个悲剧,思考这个悲剧,以此来祭奠遥远沙漠中玉门关附近的那个冤魂毕可!我和毕可的朋友高芒、石可、宁里,我们作为共命运的右派分子,遥向毕可的冤魂致以深深的哀悼!我们要把你的千古奇冤,报告给世人,使世人看清反右运动和专制制度的丑恶、邪恶、罪恶本质!


安息吧,毕可!


(一)我第一次知道的毕可


一年多以前,我从网上查到毕可的资料,只有寥寥几句,说他生于1930年,卒于1960年 。“鲁艺”毕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死在那里。范华说:“其实他人不错,没有知识分子架子。”仅此而已。范华是事务员,老职工。我推测,从毕可1930年出生来看,有可能是“解放前”进所的人员。


(二)我第二次知道的毕可


最近,我从网上查到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血泪铸敦煌》,对毕可有了更多的了解。王家达是这样记叙的: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准确地说是沈阳的东北文艺学院),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在那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被打成了“阶级敌人”,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之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了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为了安慰他的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捡来一颗颗红色的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


由此可知,毕可有了“敦煌魂”的美誉。这个美誉是由他的亲人、学生加封的。


(三)毕可1948年 在胶东文化协会的同事高芒如是说毕可


5月16日,朋友高芒女士和丈夫刘禹轩到北京走亲访友归来,光临寒舍,扯东谈西。本来他们都要告辞了,不经意间,我说起敦煌,说起常书鸿,说起敦煌的反右运动,又引出了新话题。于是高芒又坐下来继续说:她在北京参加一次饭局,巧遇《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凤鸣,因为这本书是写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故事的,就问她,有一个叫毕可的人,你可知道?因为高芒曾经和毕可共事过,后来只听说他到了敦煌,打了右派,死在夹边沟。和凤鸣说,我在书里写到了,你没有读?高芒说,我是在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刚开始看。于是,和凤鸣介绍了毕可的情况。


现在,我先写出高芒的回忆。


高芒是青岛的作家。她陷在深沉的回忆中,向我介绍了毕可:毕可是处在胶东半岛尖端的荣成石岛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可能有点小学文化,会画几笔宣传画。1948年起,他们在胶东文化协会共事。文协的主要人员是文工团,集合了音乐美术唱歌跳舞这么一大帮人,这些人过的是集体 生活,但是因为工作特点,造成生活作风吊儿郎当散漫,而毕可是更加邋遢得出名。他的衣服上有了虱子,他不洗不抓,窝一窝,塞到雪堆里去冻,冻过之后,再撒泡尿用尿硷杀,毕可认说那样就把虱子杀死了,那种极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就是在当时那文工团员中也是属于异类。


后来进了青岛,毕可分在工人文化宫工作,但是和高芒仍然在文化系统 ,还有见面的机会。后来知道他和一个纺织女工结了婚。不过,进城后,美术人才多得很,毕可的那点本事就差远了。这恐怕对他刺激太大,去了沈阳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上学。按照文化水平,毕可恐怕难以上大学,但是,他在专业上,毕竟糊弄了几年,比那些高中生绝对占先,那时考大学,考艺术院校,当然和目下几十个录取一个的情况不同,所以,他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这就是高芒勾勒出的毕可形象。这样的人怎么会打成右派呢?实在费解。


(四)和凤鸣记叙夹边沟的著作《经历,我的1957年》书中记叙的毕可


《经历,我的1957年》已经上网。关于毕可,我把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的记叙,原文转述于下: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


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被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于死地。20年后中国 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进行复查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 中深受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有了毕可的沉冤大白。


和凤鸣行文中的“×××”是谁,只要略略知道一点敦煌的读者就不难悟到,不过,也许,我估计,作者遵照为尊者讳的古训不便点穿,因为这个人,如今成了世界文化名人,获得“敦煌守护神”的桂冠,把他揭穿了,对国家,对敦煌,都不是美事。


他就是常书鸿。


(五)推测毕可去敦煌的原因


问题 是毕可在沈阳毕业之后,为什么要跑到敦煌去呢?现在,笔者,我,提供一个推测:1944——1945年间,在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画家中,有三位东北人。他们是李浴和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了沈阳,任教于鲁迅美术学院。2001年7月5日,我专程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拜访了李浴和乌密风先生(周绍淼去世)。我是为写作1944年在敦煌临画的美籍华人艺术家邵芳而去采访他们的。关于常书鸿,他们唯一说到的话题,是浙江女作家叶文玲写了一部文学传记《敦煌守护神》,写的时候没有访问过那些参与 过敦煌研究的开创者,完全是由常书鸿的第二任妻子、1946年去到敦煌的李承先一手操办的,因此,虽然李承先给他们寄去了书,他们都觉得没有读的必要。


现在联系到毕可,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毕可在沈阳鲁迅美院听了这几位到过敦煌的老师的介绍,产生了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李浴是研究敦煌艺术史的,周绍淼与乌密凤夫妇是临摹壁画的。他们在敦煌的时间大约一年半到两年的样子,因此述说起敦煌来,那还不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感动了毕可,使毕可对那个东方艺术的神秘洞窟,产生了向往,决定前去献身。如果毕可是1952年入学,那应该在1956年毕业,如果读的是专科或进修班,时间就更短了,因此,分配到敦煌不算太久,一筋斗就栽到了夹边沟。


六)毕可1950年的领导、青岛文联美术组组长石可如是说毕可


高芒说,对毕可知道得更清楚的要数石可。只是不知道石可现在是在济南,还是在青岛。第二天,她打听到石可正在济南住院,因此前去医院探望了卧床的石可,并且联系了我去采访的事宜。


关于石可,上网查询,得知如下:石可(1924-),字无可,号未了公,山东诸城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肄业。功书法、篆刻、金石、版本、考据之学,师从考古学家王献唐,先后加入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大型雕刻壁画《孔子事迹图》长期陈列于曲阜孔庙诗礼堂。1991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授予“中国新兴版画贡献奖”,已出版个人版画集《人民的新时代》、《石可版画集》、《鲁砚初探》、《论语言印》等。系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总之,石可是山东艺术界的名家。


5月19日下午,我骑车前往山东省中医院病房采访了石可先生。


石可因为尘肺住院,长期卧床休养治疗。患这种病主要是呼吸困难,要昼夜不间断地吸氧。


今年78岁的石可,被这么一种疾病困扰,对身体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可是当我提起五十几年前的这位小同事时,使他激动不已。这对于他的疾病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医生和他的女儿,不断地劝说我,有话以后慢慢 说,谈话时间不要太长,云云。


下面是石可回忆中的毕可。


青岛是1949年 6月“解放”的。毕可从农村进到青岛后,分配到文联美术组。组长是石可——1952年后他是文联住会副主席。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从农村第一次进到大城市的毕可,遇到像石可这样专业功底深厚的美术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把原名毕远来改为毕可,以示尊敬仰慕之意。他真心实意地拜石可为师,虚心地向他学习。石可对于他,也不厌其烦地指教,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石可认为,毕可好学好问,腿脚口舌都很勤快,能讨人喜欢,但是毕竟文化底子太差,见不多识不广,因而在艺术上不是富有灵性的人。艺术在于创造,不是依样画葫芦。


毕可虽然艺术才能一般,但却是来自“老解放区”,“根正苗红”,和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如石可相比,他又有一种隐藏内心的优越感。有一次,石可带了荆涛、毕可两人,到沧口的国棉六厂画画。那时候国棉六厂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女劳模,可了不得,艺术家下厂画画,是去为工人阶级服务,是和工人结合,改造思想的,厂里当然不会把他们当作上宾无微不至地接待。他们一直画到半夜,需要休息。纺织厂里到处是灰尘绒絮,工人们邋遢惯了,哪里都可以坐。一向讲究干净的石可,找了一张报纸,垫在一个条凳上坐。可是等到抬起屁股一看,正好坐着毛泽东的像。毕可认为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原则问题,必须立刻向上汇报检讨。石可他们认为已经处在深夜,回到市里有三十华里,可以等到第二天汇报也不迟。这位年青气盛的毕可自己一人深夜回到市里汇报。好在那时离开文革还有十几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走火入魔的地步,所以听了汇报的领导,劝说毕可,对这种无意差错,不必大惊小怪。这件事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在石可心里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


后来,毕可调到文化宫,也是搞美术。文化宫主任吴杰觉得毕可好学,勤快,对他挺喜欢的,正好遇到机会,保送他进了沈阳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至于是两年制的进修班,还是四年制的本科就不知道或者忘记了。


毕可是在青岛结的婚。妻子是纺专毕业的技术员。他后来到了敦煌工作,和妻子分居两地,相隔几千里。妻子去了无法安排工作,大概他也回不了青岛,这大概是和所长常书鸿发生矛盾的一个关键。


1949年前,人员流动自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人员,抗战胜利后,要走也就走了,全部走光。可是“解放后”一切由组织决定,调进一个人不容易,常书鸿当然不会轻易放走毕可,矛盾也就势所必然。石可估计,这恐怕是他和常书鸿发生矛盾的焦点。毕可虽然年龄、资望等等都在常书鸿之下,但还有一个相对优越的“老革命”本钱,为了妻子的调动问题,出言不逊,矛盾激化,伤害了常书鸿是完全可能的。


常书鸿虽然1957年前已经入了党,撑起了红色保护伞,但是毕竟是国民党时代过来的人,心理是非常敏感脆弱的。这个时候,常书鸿在敦煌所长的位子上,坐了十几年,背后有了作靠山,老婆李承仙是党支部书记,官僚架子已经养成,绝对不是1944年邵芳信中那个谦虚平和的常书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艺术上未必很强,但在政治上优越感十足的毕可,哪里会买常书鸿的帐,不知怎么触动了常书鸿的哪根神经,点着了常书鸿的死穴,所以常书鸿必欲置之死地不可。反右运动正好逢其时,遂其志。


(七)毕可在夹边沟的窝友宁里的记忆


石可介绍,现在住在蓬莱的艺术家宁里曾经在夹边沟和毕可住在一个地窝里。他最有资格作证。


宁里,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在烟台地区颇有名气。当初,他当八路军排长,去到东北沈阳,在大街上看到苏联红军强奸妇女,气愤难忍,鸣枪警告,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发配西藏 ,想要翻案,打成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劳教。夹边沟的劳教农场是由劳改农场改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只是一个总称,它包括了好多个分场,分布在一个很大的地域里。夹边沟突然涌进了三千名右派劳教人员,连最简单的住房也难以分配,许多人只好住在地窝里。所谓地窝就是地下比较大的岩石孔穴,可以住两三个人不等。宁里和毕可在一个地窝里住了一年。后来毕可饿毙,是宁里掩埋 的。


宁里今年81岁了。在电话里他一再说记性很不好了,往事都模糊了。他写过一部回忆录,20年前交给了北京的一位朋友,以后音信杳然,连下落也不知道了。


他唯一记得的一件事是,一个饿死的右派,由三个难友抬去掩埋。他们看看死者身上还有肉,于是三个人商量了一下,一起跪在死者的面前,流着眼泪说:老伙计,对不起了。我们今世不报,来世报你的恩吧!三个人磕了三个头,然后就动刀动火,忍着心,吃下了这个同伴身上仅剩的肉,但是最后他们三个人也没有逃脱死神的魔手。


总之,有了宁里作证,更加可以确认毕可饿毙夹边沟,加上高芒、和凤鸣、石可的介绍,我们对于毕可的遭遇可以勾勒出一个相当具体的轮廓。按照1957年打右派的情况来说,只要是“攻击”、“反对”了具体单位的党员领导就是“反党”,就可以打右派的,可是甘肃省委“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总算表现了相当的理智和宽容。这本来为毕可留下了一条生路,但是这条生路却断送在常书鸿手上。


(八)天高皇帝不远


经历过“解放”后每一场政治台风的我,唯一确信的事实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死角、防空洞、避风港。台风总是以摧枯拉朽、横扫千军的威猛,把每一个旮旮旯旯都要荡涤冲决。莫高窟虽然远离北京,但天高皇帝不远,岂能逃避逃脱?问题是反右运动对于莫高窟是一场九级,十二级台风,铺天盖地的海啸。


当我从一些书籍刊物的字里行间了解到莫高窟反右运动的情景时,真是惊诧莫名,莫名惊诧。


(1)右派孙儒僩和李其琼夫妇的遭遇


1947年来到敦煌的孙儒僩和晚他5年到来的李其琼是一对艺术家夫妇。1957年反右运动来临,夫妇俩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控制使用。但即使背负这样的精神包袱,仍然阻挡不住他们对艺术的激情。白天李其琼被监督着劳动,晚上她则偷偷地钻进洞窟研究壁画,物我两忘。右派帽子摘掉后,在美术组的李其琼继续投入壁画临摹,石窟保护组的孙儒僩对1963——1966年 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工程,则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文革”风暴将他们卷到了四川老家乡下。


(2)右派史苇湘的遭遇


史苇湘和欧阳琳是有着同样遭遇的一对艺术家夫妇。1948年就来到了莫高窟的史苇湘,熟悉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石窟和佛经的内容全都在他的大脑里,因而被大家誉为“活资料”、“活字典”。然而就是这本“活字典”,反右运动时成了“右派分子”,“文革”到来后,他被赶到乡下放羊去了。


当敦煌研究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史苇湘著文深情地回忆《初到莫高窟》的情景:那是1948年9月25日:


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负责管理窟区,共计二十多个工作人员,流沙簌簌在危崖上飘流,像瀑布一样,窟前沙丘起伏,长着一丛一丛的骆驼剌和红柳,下层洞窟多半被沙掩埋,危岩残壁上栈道早毁,上层洞窟大部份要从清末王道士雇人毁壁凿成的洞穴穿过,奇异的是尽管这些破洞残壁如此褴褛,其中的壁画与彩塑却处处神采奕奕,放射着诱人的艺术魅力,诱惑着我要急切地去认识这个被人类历史 遗忘了的艺术世界。


当段文杰、范文藻、孙儒僩、黄文馥、欧刚琳这些早来的领我第一次进入石窟时,我被这些古老瑰丽的壁画和彩塑惊吓得发呆了,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激可以比拟。当时,我很快就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的“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的那些大幅壁画摹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为我解说敦煌壁画时说的:“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的谆谆教导,五年以后的1948年秋天,我终于进入了莫高窟,才发现展览会上我见到的不过是千分之—万分之一而已,而且那些精湛的临本,是张大干先生以他精深、睿智的艺术慧眼理解、研究过的艺术,今天这些壁画海洋的原貌就在我的眼前,陆离斑驳、五光十色、处处有人类历史的脚迹,也有人间的幻梦……


当时,我刚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中学到的绘画基本技法和一些初步的装饰画原理,以及一点西洋美术史知识、美学常识 ,就要来换取进入敦煌艺术殿堂的“门票”,显然是太自不量力了。


但,作为一个风尘千里的朝圣者,我终于踏进这座圣殿的门槛了。


这些痴情敦煌艺术的青年,为敦煌艺术,也为常书鸿的事业与理想,奉献了一切可能奉献的精灵,但是,他们在常书鸿的夫妻店里掉进右派深渊。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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