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5日星期三

六四:儿子拦坦克 在泪水与鲜血之后 她们只能用花朵控诉

作者:張彥(Ian Johnson)

墓地里的花

这是个风急雨骤的日子,原先蔚蓝的天空,被来自蒙古高原的风吹送而来的厚重云层遮蔽起来。当空气澄净下来以后,感觉好像已身在春天。可是没过多久,一阵冷冽透骨的强风呼啸肆虐街道,我的眼里立刻就涌满冰冷的涕泪。我和几位路旁卖花的小贩攀谈了起来。他们问我,这么早到公墓来要做什么?清明节还有一个星期呢。我说,我在等一个朋友,她在清明当天没办法来扫墓。他们点头,建议我买花圈。我婉谢了。徐珏已经挑好了鲜花,而这些鲜花从未改变。每年扫墓的仪式都一样:40朵花束、4位警官、2辆轿车,以及一位老太太。

徐珏在首都的住处十分舒适:两间卧房、一套厨房,还有一间采光良好的客厅——这是在政府单位里有个好工作的额外福利。这住处是徐珏工作的单位、中国地质学院在2000年时配发给她的,距离她的儿子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中遇害已经过了11年,距离她的丈夫抑郁而终也有7年的时间。

坦克太大了,他那么渺小

徐珏是一个身形娇小、精神活泼的73岁老太太,她染了一头黑发,穿着黑色长裤、鲜花图案的女衬衫,以及一件开襟羊毛衫。她用一种高而尖、几乎像是小女孩的声音说话,可是说起话来全是短句子,又像是老师在教训小孩。当我在清明节前几天前登门拜访时,她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忙着泡茶,一会又焦虑家里没有饼干。可是对她来说,原来的正常日子在1989年就已经结束。

她的儿子吴向东,在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开始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学生。刚开始,他并没有参与其中。吴向东当时是个单纯善良、率直敢言的高校学生。校方高层说他们不能推荐他参加大专院校高考,建议他去找份差事。他在东风机制造厂找了份工作,同时还在仪器仪表职工大学进修夜间部课程。因此他被归类为蓝领工人阶级,而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抗议,则由国家的菁英、北京的大学生领导。

可是当5月下旬,政府威胁要对广场上的抗议份子动用武力时,吴向东便和许多其他北京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找理论。起先,他们成功地阻止军队,逼使他们撤退。但是在6月3日那天晚间,新的部队进驻,决定以武力强制驱离广场上的群众。这位年轻人决心再到广场去。

“我们说别去了,这个时候特别危险。但是我儿子他逃跑出去,去挡坦克去了。”

徐珏平淡机械地述说着事情经过,她没有哭泣。她说这整段故事,像是在讲述一连串的谜团:为什么她的儿子要到广场,他在哪里遇害,他的遗体在哪里被发现,被埋葬在哪里,怎么悼念他,以及每年的清明是怎么到他的坟上去祭悼的。

“当时到晚上12点儿子还没回来,我跟我丈夫就特别着急。我们两个人就骑着自行车。那时候也没手机,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我和丈夫骑着自行车,一直到西单。一路上骑车看着这些学生抬着担架,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是给坦克压扁了的尸体。

“我们心里面就急啊,就想赶快找到儿子。3号那天晚上,好多老百姓在马路上看热闹。结果一看正好打枪了,他们就往胡同里跑,结果有士兵掉队了,举着个机关枪继续到胡同里追老百姓,那些老头老太太跪下了,投降了,最后也被杀死。但是因为他们掉队了,胡同里其他老百姓看到周围没有解放军,就把他们活活打死了。老百姓后来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了。我们到处骑,还是要去找儿子。

“我们到了木樨地。那儿的老百姓说,你儿子是好样的。他和好多年轻人手拉着手在那里挡坦克。但是坦克太大了,他那么渺小。这是太残忍了。”

那天他们走遍整座城,只为了找到儿子的尸体

夫妻俩骑着自行车回家。到了第二天,他们又出门去,想要解开另一个谜团。

“我们两个骑车到各大找啊。每个医院外面都贴着死伤几百人的名单。我们问:‘这个名单上的人在哪个病房?’一个小伙子说:‘这都是死的人了!’

“最后到了复兴门医院,我们找到了他的名字。我们求他们,又跟他们吵,最后终于有人让我们去找尸体。后来医生说,我们得想办法,越快越好,把尸体运走,再等两天等戒严部队一进来以后,这些尸体就集体火化了。我们借了个三轮车,把他运回家了。”

她边说着话,边打开一只盒子,里面收着儿子的遗物。她摊开一件褪色的蓝色工作服,摆在沙发上,这是当晚他身上穿的衣服。那件衣服已经洗过,儿子的同事们在上头签满了名字,墨迹已经模糊,渗进棉质内里。她接着拿出一张儿子的黑白遗照,那是她儿子原来的模样。照片中的他很年轻,小嘴巴和热切的眼神,都和母亲徐珏很相似。他的姓名被贴在相片底部:吴向东。

然后她展开两条狭长的白棉布条。它们一左一右位于那件工作服两边,在遗照的上端交会,像两支长矛那样交叉伸展出去。

左边那布条上写着:六四英灵永不朽,下为岳河,上为日星。

右边的布条写的则是:碧血千秋志难酬,名在京门,功在寰宇。

在工作服的左边,她放了一只儿子曾经戴过的星辰表。为求平衡,她又放了一部摆在皮盒里的照相机在右边,那是儿子当年随身携带的。当他们在医院领回这部相机时,里面已经没有底片。

一群被软禁的母亲

“我们要给儿子下葬,但是没地方敢收。到处都问死因,那我们怎么说呀?最后终于有个在八宝山的人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

这是一处公共墓园,紧邻着同样名字的“革命烈士”公墓。不少知名的人就葬在这个“革命公墓”里,不过八宝山人民公墓同样也为外界熟知,而且离北京市郊区并不算太远。徐珏很满意这个地点。

“向东小时候,我一直在山沟里面搞研究。生出来以后就调到北京,不到一个月我就去工作去了。我丈夫从这么一点点,喂大的,喂到22岁。所以儿子死了以后,对他刺激大得不得了。没有几天,一头黑发就变成白发。他身体一直特别好,后来身体直线下降,得白血病死了。他是气死的。”1993年,她也将丈夫安葬在八宝山人民墓园,就在她们儿子墓地旁边的区段。

公安开始监视徐珏,是在她积极参与一个名为“天安门母亲”的团体之后。在每一年年初,这些女性(刚开始时都是中年人,现在都已经是老人了)都会给全国人大写信。徐珏和其他的母亲们都期盼当局能平反对于“六四”抗议的判决。每年到了“六四”屠杀的纪念日,这群母亲总是试图在木樨地的路口点燃象征悼念的蜡烛,因为这里是她们的孩子丧生的地方。当然,她们始终无法靠近木樨地;公安总会在几周或几天之前,将她们软禁在住家中。

每年清明节前一个月,公安都会到徐珏府上拜访。他们讨论即将来到的清明节,并提出一个其实她别无选择、只得接受的建议:在清明节大约一星期之前,一个安静的早晨,公安会派人专车“护送”她到八宝山人民公墓去,让她祭扫丈夫和儿子的坟。这样一来,政府就不会受到指控,说不让她在清明节为丈夫、儿子上坟。

由4名警察“护送”的扫墓

徐珏搭乘一辆黑色奥迪轿车抵达,后面又跟着一辆。四名便衣警察随即下车。其中两名警官伫立在他们的车旁,另外两名亦步亦趋,跟着她走向墓园入口。我站在一旁卖花小贩旁边,看着他们一行人走过去,然后自己也跟着进去。

她向右转,走到丈夫的坟前。她说,每回来,总是先到丈夫的坟上祭扫,因为他俩结婚已经超过30年了。她也感觉,丈夫的墓比较不会有麻烦;要是扫儿子的墓时出了什么状况,至少她已经扫好丈夫的坟了。

墓碑正面刻了三个大字,那是她丈夫的姓名:吴学汉。墓碑的背面刻了一首诗,是他们夫妻的一位友人所作,里面有“学汉含怨早逝”的句子。解释上面这句诗意思的文字,就在这几行诗的底下。它们列出了要摆在这位男子坟前的:8枝马蹄莲

9朵黄菊花

6枝白郁金香

4朵红玫瑰

花朵的数量,每行第一个字,“8964”,指的就是1989年6月4日。两名跟随徐珏的便衣公安,此刻带着尊重的态度站在远处,看着她将这27朵花摆放在丈夫的坟前。

然后她走回主要通道,前往儿子的坟所座落的区段,那两名便衣警官小心谨慎地在后方尾随。这个区段每隔5、6座坟墓,就栽植一株松树,给与人们一种幽静的感觉。她走进这片小松林,找到儿子的坟:第3排,第13号。坟墓小而简单,和其他坟墓摆在一起,很难认得出来。许多人每年扫墓,必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用红漆刷补墓碑上的刻字,让它们看来比较显眼。

徐珏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小罐红色油漆和一把小刷子,接着她弯下腰,刷写她儿子墓碑上的三个大字:吴向东

然后,她又打算刷写姓名旁边的一行小字,这是向东的生卒年。可是她弯下腰去,突然露出痛苦的表情。其中一位警官见状走上前来,伸手接过油漆罐和小刷子。她没有拒绝。这位便衣警官蹲下身子,用小刷子仔细地描着墓碑右上方的那一小行字:生于1968年8月13日

故于1989年6月4日

然后是左下角的那行小字:父吴学汉

母徐珏

徐珏说了些什么,而那位便衣警官点了点头。他用红漆涂刷了墓碑的顶端和两侧。很多人这么做,是为了让亲人的墓碑看起来更亮眼些,而她也想要这样。即使这暗红色油漆的象征性意义有点明显,不过那位警官并没有争辩这一点。可能他想赶快完事早点回家,也许他愿意给她一些尊严,又或者他自己也有一个儿子。他在墓碑顶端和两侧大量涂上红油漆,让墓碑在成排的白色墓石当中看来十分显眼。有些油漆喷溅到墓碑的底座上,不过他把这差事办得不错。全程没人说话。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墓碑看起来都会像吴向东的这样,但现在,只有他一枝独秀,就像他在生时那样。

那两位便衣警官往后退了几步,留下徐珏独自立在儿子墓前。她在墓碑前摆上一朵红花、12朵白花,然后低头行礼。接着他们三人便走回入口处,和守候在那里的另外两位警官会合,一同搭车离去,他们每年一度的仪式就此告成。(译按:徐珏于2017年4月24日因肝癌于北京逝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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