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0日星期四

帝王、贵臣与择日

帝王与择日


择日与其他占卜方法一道,古人统称之为“术数”。由于择日为古代官方宗教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历代被作为“帝术”秘藏于库。秦始皇焚书坑儒,所去书十有八九 ,但择日等方术书却和农书、医书等被保存下来。


古代帝王择日,史书不乏记载。据汉代褚少孙补记?日者列传》记载,西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是一个事必择日的帝王。据载,某年有一次,汉武帝征调当时的择日名家为皇室的一件婚姻大事,聚会讨论,由于意见众说不一,有说吉,有说凶,有说利,有说不利,一时不能定夺,最后只得由汉武帝下了一道圣旨,才了结这次择日纷争。东晋元帝司马睿,也是一个相信择日的皇帝。当年,他东渡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建国登基,第一件事就是让大臣戴洋择定登炸吉日。戴洋认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而太史令陈卓认为选用二十二日甲子登祚,更为吉利。结果,晋元帝接受了陈卓的选择 ,于三月二十二日登祚。


清代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对择日似乎兴趣更浓。康熙二十二年(1863年),康熙皇帝沼令钦天监编订择日用书辟择通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鉴于旧有《选择通书》多相矛盾,又沼李光地等人据《选择通书》重新编定,慕成《星历考原》。《星历考原》系中国 古代选择术通书的集大成者。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就因选择书籍浩繁,难以凭信,于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沼命和硕庄亲王允禄率同翰林何国宗、梅榖成、刑部左侍郎张照等,考定历法术数,于乾隆六年,编订成《协纪辨方书》。乾隆皇帝亲制序文,特标敬天之纪、敬地之方二义,成为古代选择日辰的集大成之作。


中国历代帝王对于择日的青睐,还可从历代“历书”的颁布中找出一些例证。


中国的历书究竟始于何年何月,已无从可考。但根据《史记》记载,在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历法记年了。中国的历书,自古到今,有上百种之多,真可谓历法大观!

中国各个朝代,尽管政教体系不同,但其发展,都和“历书”互通信息。历代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都把颁布新的历法,看作非常隆重的盛事。早在周朝,“告朔”(即颁布告朔日)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如果私自造“历书”,就有造反的嫌疑,有杀头的危险。


正是因为颁历是皇权的象征,天子颁历就像现代人颁布行政法一样,所以历代改朝换代时,年号要随之而改,历法也同样要改,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代历法繁多的原因。


历代“历书”,皆称“某某历”,如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制定的“太初历”,唐代一行和尚张遂发明的“太衍历”,元代郭守敬研制的“授时历”等。清代为避乾隆皇帝弘历讳,遂改称“历书”为“时宪书”。清代颁布的各种“时宪书”,内容十分庞杂,其主体部分是有关月建、节气、朔望、两弦等历法和所谓几龙治水、几牛耕田等预测气候、年成的内容,以及大量有关时日吉凶宜忌的历注。占卜星命家多据以推断时日的吉凶和人的命运。由于清代颁布的各种历书——即时宪书——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已用于指导占卜时日吉凶,于是清代历书(即时宪书)便有了所谓“黄历”的称谓。各种“黄历”,又称通书、通胜。历书之所以叫做“黄历”,大约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因为清代颁布的各种时宪书,与选择时日的“黄道”和“黄道吉日”有关;二是因为这些历书,全都是由清代官方颁行的。皇帝沼令钦天监颁行,具有现行行政命令的权威性,所以称为“黄历”。


贵臣与择日


择日术,自古为谋臣必修之课。历代政治家常运用来推测事物、判断吉凶、寻找时机等。如汉初张良、三国诸葛亮、北宋吴用、明初刘伯温等所谓军师辅臣都精通此术。清代编定的伏清会典》载仿年书》有御用六十七事,民用三十七事,康熙敕编的择通书》载选择六十事,其中:上册受封、上表章、袭爵受封、上官赴任、临政亲民、招贤、举正直等,即为官僚士大夫所为。近代蒋璧方《一得随录》描述清代择日之风时说:“不惟朝廷之上忌讳烦多,士大夫之居家,曰必选择,不用闭破。”可谓形象地描述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与择日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来源: 国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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