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2日星期四

江西、延安的肃反运动为何热衷抓特务和自相残杀?

1、中共早期肃反很残酷,自己人杀自己人,杀的比国民党还多,能否先介绍一个大概?

作为造反集团,外有强敌,内有叛徒,加上必有奸细,革命党内势必互生猜疑,相互杀起来。眼面前就有一典型例子,我出来后,发现海外民运圈也在到处「抓特务」。顺便说一下,我在裡面时,最痛心的就是海外民运的分裂。虽然人心难测、团结不易,但如此相互攻讦,亲痛仇快,实在不该。因此,我很佩服孙中山当前的整合能力,搞政治的人,一定能讲“平和”,得能容人,搞“清一色”只能是书斋裡的书生。现实中,不考虑种种现实掣肘,当然只能碰壁。

江西苏区的中共,有一口号“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大肃反的理论依据。因为,谁都可以指责对方是不纯洁的布尔什维克。

1932年5月~1934年7月,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先后四次大肃反,连续杀了几个月,有的连队连杀十几个连长,一次肃反就杀了万馀人,洪湖县区级干部都杀光了。红三军从两万人削弱至三千馀人,苏区各独立团、赤卫队亦损失殆尽。逮捕干部时,下条子给关向应,贺龙都没有资格看。白天捉人,夜裡杀人。甚至两度企图对贺龙下手,全军最后只剩下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四名党员。直到1950年代,洪湖仍挖出一坑坑的白骨。红六军团的肃反也很邪乎,王震、张平化都上了黑名单。王震因九渡冲一仗打得好,才从黑名单上解除。

主持人夏曦(1901~1936),益阳桃花江镇人(今属桃江县),湖南早期青年团员,1921年10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夏曦和郭亮同时入党;毛泽东同学,和毛一起搞湖南农运。参加南昌暴动,赴苏入东方大学,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回国,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1931年1月派到洪湖苏区(湘鄂西)接替邓中夏,兼任红二军团政委,成立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贺龙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乡溪(现属德江县)召开会议,总结「肃反化」惨痛教训,夏曦认错。11月,任弼时、贺龙、王震、关向应、肖克等在永顺召开会议,撤销夏曦全部领导

1936-2-28,长征在毕节涉水过河,卷入漩涡溺毙。据说人们都恨他,见他下水,无人伸援。

1930~35年间,各苏区所杀「自己人」总数近十万。「短短几年间,处决了七万多『AB团』、二万多『改组派』、6200多『社会民主党』,这还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 李锐:「从1985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麽可怕的数字。(按:红军最多时才30万人)」 中共一直攻击国民党清共「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但苏区「肃反」喊出「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

1945年春中共「七大」,一位代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裡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也杀了不少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我们对邓发(按:国家政治保卫局长)的肃反政策很愤怒!」

2、叶剑英老婆危拱之的故事

叶剑英之妻危拱之,大革命时期留苏生、红一方面军长征30女杰之一,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但河南整个党组织被打成「红旗党」,她的党员身分都遭到怀疑,彻底绝望,「坦白动员会」后勒脖自杀,被救后精神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嚷嚷要脱党,经常跑到男宿舍与男友睡在一起:「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麽?我愿怎样就怎样!」

叶剑英之妻危拱之,大革命时期留苏生、红一方面军长征30女杰之一,时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但河南整个党组织被打成「红旗党」,她的党员身分都遭到怀疑,彻底绝望,「坦白动员会」后勒脖自杀,被救后精神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嚷嚷要脱党,经常跑到男宿舍与男友睡在一起:「我命不要了,党籍不要了,还怕什麽?我愿怎样就怎样!」

曾志,1926年15岁入党,湘南暴动老红军,参加黄洋界保卫战,贺子珍好友,与毛泽杔相当熟悉。只因一段白区工作经历,小组裡交代了五六天,不时敲头揪发踢腿,逼她承认是特务。

他们则对我的报告进行研究分析,提出疑点和问题。一星期后,转入小组内的面对面责问,人问我答,许多事情都要反复询问······大约又是一个星期,他们没有从我身上「突破」什麽,于是认定我属于顽固不化分子。小组便集中火力对我实行逼供,仍无进展,又扩大为全支部都来逼供,还是车轮战,白天黑夜不让休息,每天都要搞到下半夜两三点,有时则要通宵······全支部对我的车轮战没有取得他们希望的东西,又请了其他支部的精兵强将来助战,结果仍是一无所获。对我的车轮战整整进行了两个星期。

其夫陶铸在南京国民党狱中表现坚强,也遭抢救,打成叛徒,气得暴跳如雷直骂娘。 曾志、陶铸尚且如此待遇。陶铸在文革中被整死,曾志也吃尽苦头,但她至死忠毛。

3、胡绩伟堂姐及其他人的肃反故事

胡绩伟堂姐胡德辉(即胡一哉),1938年2月成都入党,1943年初,奉命与一批同志赴延,满以为「回到母亲怀抱」,可一到集体失去自由。组织上第一句问话:「胡德辉,你交待自己同国民党特务的关係!」。她成了小组裡被疑对象的「重点人物」——

因为我没有交待出什麽问题,更激起领导和积极分子的愤怒,几乎要动武了!站在一群人的包围之中,你抓我掐的,大骂我「耍死狗」······被重点突击的时候是不让吃饭的。我饿得头昏眼花,实在熬不住了,真想胡编乱造地去坦白,蒙溷过关。······我灵机一动,就把我同曾扩情(按:威远同乡,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派员、少将)的关係交代了。······不一会,送来一碗鸡蛋煮麵条:「饿了吧,快吃点暖暖身子。」我狼吞虎嚥起来,顾不上什麽面子了!

据萧军日记,周立波被周扬吊审七天七夜。延安保安处逼犯人喝尿,「鲁迅在延安也禁不起」。 贝利亚口头禅:「只要把他(按:嫌犯)交给我一个晚上,我会叫他供认他是英国的国王。」

1943年7月20日萧军日记:

这招待所(按:中组部招待所)几乎成了个「内奸」世界,这裡住了150~200人,大约百分之七十是特务或有政治问题。

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女党员宋维静(1910~2002),参加广州暴动,亦遭抢救,「有人拉着她的头髮在地上拖来拖去,把她一个人关在岗楼那样没有窗子的四面木头房,只能容一张小床,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

昨天还是战友,今天已成敌特。推推搡搡是轻的,一周不让睡觉的车轮大战也还算文明,吐痰于脸、绳拴两指吊起来那才叫怀羞终身、留忆深刻。

4、「特务如麻」怎麽一回事?

1943年8月8日,「抢救」进入高潮,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说特务如麻:行政学院除一人以外,教职员全是特务,学生过半数也是特务;军委三局通讯学校一共200多人,挖出170个「特务」;中央党校已经挖出250个特务,但估计不止此数,恐怕得有350人。除了康生、彭真、李克农这些抢救运动积极分子,刘少奇分管的民委(尤其中央妇委),大部分干部被打特务,包括凯丰、邓洁之妻。1943年10月,毛泽东在高层会议上说边区已抓特务七千,但恐怕有一万,各根据地合计有十万特务大兵。 任弼时也曾宣佈延安有特务三千。

1943年底,「特务」实在太多,各无法正常运转。王诤领导的电讯部门,挖出千余特务,延安与各根据地、各省的联繫不通了。 边区四万馀干部学生肃出「特务」 1.5万馀人。 绥德师范开了九天控诉大会,挖出230名「特务」,占全校人数73%,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后来还扩大到小学生,最小的据说只有六岁。 1944年初,绥德县向延安推荐「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团内一位十二三岁小女生,坦白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专搞引诱腐蚀干部的「美人计」。

边区行政学院成为令人生畏的准监狱,入住「学员」最多时达三千馀人。「学员的食宿都非常差,生病不能参加劳动就开会,直斗到生命垂危,送到医院才算了事。有孩子的母亲被审查后,孩子饿得直哭,也不让给孩子喂奶,病了不让送孩子去医院,有些就这样活活地饿死、病死······」该院滇籍教师左启先,因经常收到国统区汇款,成了「特嫌」,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神经出轨,一丝不挂跑出屋。边区建设厅工程师赵一峰,整疯后常常跑进厕所掏吃大粪。1944年甄别平反,仍有百余「犯人」羁押保安处。中共党史专家:「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被冤枉的。」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这批「犯人」转押至黄河边,成为累赘,经康生批准,秘密处死,王实味就在此时遇难。一同处决的还有四位投奔中共的白俄。湖南岳阳老地下党员杨乐如,不但送学生赴延,自己也来了,当特务抓起来,亦于此时被康生处死。 这批冤桉1980年代才陆续平反。

延安肃反逻辑与文革完全一样:一、沾包式。向外国教师学过外语即「义大利特务」;二、怀疑式。女青年爱打扮,「长得那麽漂亮,她不当特务谁当特务?」(康生语)三、推导式。恋人们用方言交流,「你说自己没问题,但为什麽总用广东话同你爱人说悄悄话?」四、捕风式。知青散步聊天,谈谈云彩月亮,便是成立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太阳社」。 嫁了高干的女青年,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国民党的「美人计」,利用姿色表现进步,嫁给高干是为了窃取情报。 1940年3月赴延的老同盟会员之子彭尔宁,壁报上画了一朵彩色向日葵,康生咬定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彭尔宁来自沦陷区与阎锡山二战区,指为双料特务——日特兼国特。 思维狭窄、难容异见、疑神疑鬼、群起哄闹、褫夺辩护权······ 「文革」青萍之末都能从延安整风处找到最初的对应。

一位陝北老粗干部,没上过学也没出过延安,更没见过火车,硬指一位关内女知青是特务:「这个女的说自己是穷苦农民家孩子,怎麽还有钱坐火车到西安?」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一 火了:「这算什麽狗屁根据?我家穷,我还是坐飞机从苏联回来的呢。」两人互拍桌子对骂,老粗气急败坏:「告诉你黎侠,你要不是从苏联回来的,我早把你整成特务了。我跟你打赌,那个女青年要不是特务,你把我卵子割下来!」这位女知青被绳拴脚趾倒吊房梁,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饿了只给咸菜,渴了不给水。那位老粗说:「饿了好忍,渴了不好忍。」女青年挺不住,只得承认「特务」,接着被逼检举「同党」,终至发疯。后该桉平反,接到通知,黎侠跑到食堂抄起大菜刀,闯进老粗窑洞:「妈拉个巴子,当初你打赌说那女的要不是特务,你就让我割你的卵子嘛!」老粗连声告饶,窜出门满山豕突狂逃,黎侠追不上,一屁股跌坐山坡放声痛哭。

5、延安「抢救运动」怎麽结束的?

各根据地来延安的「七大」代表也半数「有问题」,二十多位受审查。老地下党员易季光遭皮带抽打,血迹遍体,胳膊被咬去一块肉。一次吊起四肢各一趾,「高高悬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带抽,真是惨不忍睹。」 1944年初,任弼时问毛泽东:「七大」还开不开?难道和特务一起开党代会?这才将党代表中的「抢救」停下来。 中共11~12届政治局候委、副总理陈慕华,1938年赴延,因陈诚侄女遭「抢救」,周恩来干预后才作罢。

1943年春接任抗大校长的徐向前:「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57.2%。干部队伍共有496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373人,占75%以上。真是骇人 闻!」

韦君宜:

我们多年相知的一些朋友都被打进去了。四川省委书记邹风平被迫自杀。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焚。除了「四川伪党」还有个「河南伪党」。除到处开会斗争和关押人外,还公然办了一个报纸,叫《实话报》,上面专门登载这一些谎话。有一个和我同路来延安的河南女孩子叫李诺,被公佈在这张报上,简直把她说成了特务兼妓女。······好几对夫妻,都因为这次运动而离异。他们都是青年时代在革命队伍里相恋的好伴侣,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方「 党的话」,相信对方是特务,而且一口咬定对方是特务,自然就把对方的心给伤害了。由此造成的伤痕,比对方移情他人还难弥合。

一对新婚夫妇,丈夫彙报工作半夜回来,妻子灯下等他,丈夫不但不理会浓浓爱意,反而怀疑妻子有问题,硬揪住她到处交代,弄得李克农啼笑皆非。

1943年4~5月间,苏北华中局、新四军部布置「抢救」运动。七师政委曾希圣之妻被指特务,人证、供词均备。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不信,找到那个指控曾妻为特务的女干部详询。这位女干部与曾妻在是同学,先滔滔不绝、绘声绘色说了一大通如何加入特务组织、参加哪些特务活动,黄克诚问她是不是真话,回答「千真万确」。黄克诚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向组织说实话,否则害己又害人,她突然放声大哭,控诉最初她讲实话,「组织」不信,对她进行「抢救」,大会小会斗争、逼供,整得她实在没办法,只好问什麽供什麽,还得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受到表扬、优待,她便索性胡编乱供起来。

6、能否深入评议一下这一肃反?

最恶劣的红色恐怖是必须通过揭发别人才能证明自己「红色」,凭藉这一「红色逻辑」,人性恶的一面得以正大光明出行。「抢救」亲历者胡绩伟:「抓不到这个数额,单位负责人就是『右倾』,就是包庇敌人,甚至本人也成了特务。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也就不顾一切地大搞逼供信,形成处处有特务的局面。各单位负责人纷纷向上报『成绩』,以诬陷同志来向上邀功受赏。」 有时,屋里正在「抢救」审讯,窗外走过一位专桉组成员,被整肃者努努嘴,那人立即停职交代,沦为「专政对象」。 1950~70年代,一句「他在延安坐过牢的」,会成为政敌的一发枪弹。

一个似乎崇高的名头——「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掩盖一切暴力的大红袍。红色恐怖使各地赤区空气肃杀,但人性中的自私本性又不可能完全泯灭。李南央深刻评母:「我妈对自己的锺爱是绝对的。大概最爱自己的人,在共产党内才最自我标榜为最革命的。这倒是为什麽她会喜欢江青的可理解之处。」 红色恐怖逼迫自私本性转化为强烈标榜革命,以此摆脱遭整肃的厄运。更可怕的是:由于政治陷害十分方便,卑劣者施展「才华」的空间大大增扩。这些卑劣者根本不信奉马列,但并不妨碍他们运用马列主义达到种种个人目的。1950年,李锐已认识到:「搞『左』的人,往往动机不纯。」

延安的恐怖逻辑是「从思想上发现敌人」。后写出影片剧本《八女投江》、《赵一曼》的颜一烟(1912~1997),其父伪满驻日大使,当然被「抢救」,她交出金镯等金银,何其芳仍说「交出金子不如交出心」。 整风后期「申冤会」,东北作家罗烽(1909~1991)激动控诉周扬对他的陷害,其妻白朗(1912~1994)在《解放日报》被宣佈与日本人睡觉,一家全是「特务」,弄得她很惨。萧军记录:

历经文革,延安一代有人领悟:「整个说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翻版。」 无事生非、自找烦恼的疑敌症,伴随中共一路走至文革,成为「继续革命」的重大理由——瞧,敌人就坐在我们身边呢!抢救运动创立的「工作方法」也得到全套继承。大会轰、个别逼、车轮战、逼供信、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文革全搬全抄。吴国桢一针见血:「共产党却相信并公开提倡: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通过有计划的恐怖主义,共产党使人民害怕他们胜过害怕其他一切。」

中共至今维护胡乔木的定调:「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李普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全靠没去延安,而是重庆干部。只有历经延安整风「洗礼」与抢救运动「磨练」,才知道党内整肃的厉害,才会夹起尾巴做人。

半个世纪后,国人才意识到:不讲人性、没有人情的政治必定是短命的。延安逻辑要求剿私灭欲,严重扭拧正常人性,成为1950年代以后诸多社会恶弊源头之一。延安逻辑,当然来自国际共运基础理论的悖谬。

我们并不缺少前人告诫:

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三国志·魏书·和洽传》)

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

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万人)······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陝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

陝籍赤干、时任陝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1909~2004):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只有五六千人,加上陝北红军及地方武装,「尚不足三万人」。 黄克诚:「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红五、红九军团仍在张国焘的左路军中。」

另有资料:抗战之初八路军仅3.2万人, 江南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合编)1.03万馀人, 东北抗联一万人, 总共五万馀人。在国统区,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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