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倩
朱建才身材高大腰板挺直，不像有病的人。他一再强调自己成分贫农，是“真贫农，真穷，一家三代卖血。”朱建才说自己没上过学没文化，但他说话有条有理，很会算账，像是很有文化。2007年秋，朱建才发病死亡，是4个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个。
照片1
“一等一的贫农，真贫农”
朱建才排行老二，人称朱老二。2006年春节前夕，他送走了自己最小也是最后的一个弟弟朱老五。在朱老五的葬礼上，他哀叹自家兄弟都走得太快了：“他们都比我年轻啊，要死也是该我先死，数我卖血最多！”朱建才很早就卖血，又是全村卖血卖到最后的人。
朱建才很热心地跟我讲述村里卖血的历史。他先介绍自己：“成份贫农，一等一的贫农。是真贫农，那是真贫穷！从来没有进过学校门，不识字，没文化。”
问他：总认识自己的名字吧？
答：不认识。
那怎么辨认卖血证是你的还是人家的？
“认识那上面的照片。”
说的人一脸认真，听的人一阵心酸。
朱建才一家三代卖血：他13岁时父亲卖血，他本人18岁开始卖血，他的大儿子16岁，小儿子14岁开始卖血。他说——
我家姊妹们多，弟兄五个，还有一个妹妹，“都是吃饭的嘴。”俺家老大，不当俺大嫂的家，家里穷娶个媳妇不容易，得听人家的不是？大哥一结婚单另过不管家里事。我是老二，下面三个兄弟小，指望不了。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棒劳力一天10个工分，10分连两毛钱也不值。后来分田到户，还是穷，负担太重了！各项税收提留、计划生育罚款，上头老父亲有病动手术开刀，下头给兄弟们站房成媒，你说我负担多重！
俺老父亲腊月二十九老哩，我26岁那年，大年初一埋葬我父亲。父亲死罢，生病的老岳父还得负担，他没有儿就俩闺女，大闺女是个傻子，唯一能指靠嘞就俺小孩妈，我不得收着？他呼歇病，收着就不能你吃米叫他吃糠啊，看病还得花钱，是不是？小孩姥爷正月十五死哩。姥爷死罢，我老母亲脑血管硬化，天天得输液吃药，80%都得靠我拿。还有小孩子的学费，都得钱！真是困难得很，见钱跟见命了一样。不然会死了活了去卖血么？
“穷！我这可是真贫农！”朱老二又一次强调。“穷到啥程度吧，分家时候就分了一麻袋子霉红薯片子。我不抱怨俺爹妈。困难啊！穷！急啊！当个老百姓，税收、提留、计生罚款、小孩学费，老人药费，不卖血没有别的路。卖血卖血，不卖血我用啥拼哩？要文化我一个字不识。”
朱建才以自己家卖血的经历，把全村卖血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
从全采到单采
“分好几批哩！” 他说——
我父亲1960年代开始卖血，是第一批献血员。那时候卖血不传染病，都是采全血。有人一天卖1000毫升，活到七八十岁。
我1955年生，我13岁那年（1968）父亲就在卖血。家里穷，不卖血就没有钱。那时候卖血到医院直接输给病人，100毫升/10元钱。毛主席提倡学习白求恩治病救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献血国家还补助2斤红糖票、还有肉票。到年底一个社员（公社时期，农民都是公社社员）可以背住粮食到粮店换30斤粮票，因为除了在近处卖血，也跑远处卖，外出吃饭要粮票。到濮阳、项城、太康、界首。界首属安徽，出了河南地界了。有时运气不好会卖不上，白去一趟。后来经界首人介绍还到过徐州。界首那边卖血的比这边多，他们跑得更远，跑到东三省。
我18岁（1973）开始卖血，算第二批。“提起当年卖血事，就想哭。”整整25年啊，卖血！从18岁开始，一直卖到1998年，43岁！我卖血是因为确确实实有困难。老父亲卖血太多，终于支持不住躺倒了，重病卧床，动过三次手术开三回刀，眼睁睁等着拿钱救命！吃的都没有，还上哪弄钱治病去？除了卖血！
早些年，卖血还不像后来那样大张旗鼓，都是私底下偷偷干。头一回在咱县里，2磅200毫升血卖20元钱。那时候钱值钱，肉才七八毛一斤。全采，那时候还没有单采哩，就是抽出来都给你拿走了，输给病人。
第二次是跟孟宪有到开封。我是B型血，他是A型，跟他不冲突，他就带我去了。黑了睡走廊里，俩人合租一条被子。那一回运气好，遇上一个产妇大出血，我的血型刚好配上。抽血时候也害怕啊，护士小妞捂住我的眼，抽400毫升，他那地方贵，100毫升12块。后来卖血卖多了，就不怕啦。
照片2
早先时候，卖血还不是想卖就卖，得碰机会，“那一次为给父亲治病，苦苦哀求人家化验室人，最后跪下给人家磕头，才让我卖。”
说到这里，朱建才痛哭流涕。
“就是那一回，一夜抽12回，一共抽了4350毫升，一天卖8斤7两！抽得人跟晕头小鸡子一样，走不成路。那是卖全血最多的一次，我也是豁上了，俺老父亲手术开刀，正急等用钱。交配给化验室一次5块，12次60块，200毫升算一次，血队长一次提2块，24块，一共给人家84块。自己落下500块钱。那是挣钱最多的一回，100毫升涨到15块了。”朱建才算账特别清楚。
我老婆算第三批，1980年代后期，单采开始了。单采到血站卖。这个时候政府提倡献血光荣！卖血被当作发家致富的好事，亲戚串亲戚，朋友串朋友。我串的第一个朋友是小李庄的李可臣，我老婆娘家就是小李庄的，李可臣的父亲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俺俩也好。亲人中第一个串的是我老婆。
血站：从部队医院到地方
1990年前后，“滚雪球一样卷进来的人也更多了”。最终，把朱建才的两个儿子都裹挟进来，算是第四批。他说——
血站兴起，最早的是部队医院的血站，郑州空军医院、平顶山152医院，开封115，都是部队医院。后来才是地方医院，郑州翠花路啤酒厂医院最早，后来周口、许昌、项城、郸城、沈丘、尉氏，各地各县都开办血站。卖血的人越来越多，乱串，一个人一天去几个血站。
照片3
我的大儿子1975年出生属兔，十六七岁开始卖血，19岁结婚。媳妇比他大三岁，小孩一岁时断了奶，儿媳也开始卖血，2004年发病死亡，死时32岁。我的小儿子1977年生，14岁上初中时开始卖血。孩子懂事，那一年没有钱交计划生育罚款，眼看又要拉铺盖、粮食，刚好小儿子放学进门，掏出300元钱。我问他哪来的钱？可不敢学坏了啊！他说，不是偷哩抢哩，是卖血挣哩！才知道他逢星期天跑到县血站去卖血，那是国家的官办血站，站长龚志宾是县中医院院长。这时候孩子已经卖了七八个了！我吵他，说你还小可不能干这个啊！他不卖了。1997年，他结婚盖房，没钱，又开始卖了，当时血站已经不叫干了，偷着卖。一提这事我后悔死，我对小孩他妈说，咱该死就死了，孩子还小啊！
再后来，几乎所有人都卖血了，村里人，不卖家少，都卖！俺这庄你可以了解一下，基本上都干。就现在，38岁以上到50岁以下，查查，没有不卖哩！像林山，家里就他一个儿，不得劲么，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就那，他也卖！这事咋说哩！都没法摆理！俺卖血俺急（穷），你林山你卖啥哩？宝安卖才笑人哩！李绍安找他借钱，宝安问他借钱干啥用？他说卖血去哩，作路费。咦，宝安说，我跟你一路去吧！就这样一个楔眼儿！宝安卖那一个血，死罢四五年了。就这！清没啥说！
朱建才的卖血账
到后来血站开始乱套。说是砍血站，公家血站转地下干，私人血站也办起来了，检验不合格多掏5元钱就可以采血，县血站来不及进血浆袋，把用过的袋子自来水泡泡就再用。一次2袋，一袋说是400毫升，有人称过，实际上600毫升、800毫升都有。2袋肯定超过1000毫升，50元，除去挂号费、车钱、饭钱，有时还需要买合格证——就是血化验不合格，需要再花5块钱买个“合格证”，一个血2袋子也就是落个二三十元。
血站开着时候，是我卖血最多的时候，平均每天躺那一两回，几乎天天抽血卖血。卖单采血，我最多一天卖5个——抽血一次算一个，一次抽2袋子，5个10袋子，1袋子800毫升——按国家规定，1袋子400毫升，他不按规定，哪袋子都超过这个数。100毫升是2两，1000毫升是2斤，10袋子8000毫升16斤！那一回一大袋子，恁粗恁长，800毫升还得多！朱建才用手比划着。
问他：人咋能顶得住啊？
答：咋能顶住？你别不信，听我慢慢给你说。10袋子不是一下抽完，分5次。先采两袋，在分离机里分离了，把白蛋白用管子吸出来，留下红血球兑上半瓶子生理盐水，这样一晃，给你提溜着，再处理那一袋子，也是把白蛋白抽走，剩下红血球兑上盐水晃晃叫你提溜着。两袋子都提溜着，这针还在胳膊上别着哩，他给你往血管上一扎一系，把这两袋子再给你输回来。然后再采第二回，再抽2袋子，抽罢以后，再搁离桨机里头一离，呼呼一分，叫白蛋白一提，冇点（剩点）红血球又掺点生理盐水给你输回来。就这样哩，在开封防疫站，我一天干5个10袋，8000毫升！那一天，东明干4个，8袋子，也是在开封防疫站，那天他可出事了，晕倒床上不能动了！我没出事，那时候我40郎当岁，身体正铁！
我算过，卖血从1973年到1998年，一共卖了25年，我平均每年靠卖血收入1万多一点，累计总共将近30万元。这么多钱都花哪去了？我计算家里总财产：两处宅子值3万；一辆破大篷车值1000元；摩托车值2000元，摩托车是儿子给买的——儿子孝顺，知道我腿痛走不动了；麦子值2400元。总计4万元左右。卖血的30万元，看病花去有10万多。其他就是交农业税、统筹提留、计划生育罚款。
最厉害的是计划生育罚款
“最厉害的还是是计划生育罚款！”朱建才说——
我4个孩子，超生3胎，计划生育罚款一个小孩一年600元，3个小孩罚了14年，平均每年2000多元。有一年因为一时交不起，家里的粮食、被子都被乡里拉走了，结果罚了1万多，“刚好是一年卖血的钱。”14年计划生育罚款，足足3万多元。“计生罚款高峰与卖血高峰相对应。”
那一年，大队支书说再拿300块钱就没事了，东塌西磨，卖血，交给他，到第二年计划生育来了，又挨住你了，还要！你不给又不中，刀把在他手里哩！地亩在他手里，不给他他扣你这扣你那。承包分地时候又拿六七百。吓唬你：不交钱不分给你地！不给你地了！押袜子卖鞋，咋拼，也得把地要回来啊！我6口人，6个人的地哩！
1996年因为计划生育被抓，是为儿子超生“顶罪”。大儿子头胎是个女孩，二胎生个男孩，算超生。儿子在威海打工，就抓我在乡里关了13天，要500元现金才放人。老婆跑了十几家借钱交罚款。
还有5户联保！撂棍子撂砖头！咦，啥事都有！乡计生办干部和村支书站在“超生逃跑户”的院子里扔砖头，扔到哪里以哪里为界画圈，圈内范围都得联保，少则三四户，多则五六户，“联保户”都得交罚款。1993年，那一回是扔棍子，得儿，用个棍子一撂，关了我六天六夜！为马工长跑了，他两口在晋城卖菜哩，跑计划生育，他跟前5个孩子，前头4个闺女，最后一个小子。他跑了，得有你五户联保的事！那一回，我拿600块钱才出来。俺小孩妈清哭几家子才借回来600块钱。说瞎话我是个赖种！给他600块钱俺白条也没见！
就那我没挨打还算便宜哩！我还算排场算光棍家子嘞！那大王楼的清打得学鬼叫唤！搁里头，清打人家！呃！大王楼哩，他弟兄4个抓进去仨，一个叫旅一个叫狂，还有个叫啥，就是王洪彪家的儿，他爷叫王世亮，就是王世亮的孙子。叫打得学鬼叫！还有顾园那个，肋巴骨跺断！
我没有挨打，帮着俺一个爷的兄弟朱建营的光了，朱建营不是司法所的所长么。当时也叫我拉过去了，点了我的名叫着：“拉过去！” 我就听见有一个人小声说：“这是朱建营他哥。” 那人又喊着说：“叫他拉出去拉出去！” 叫我拉出去了，我没挨打，好了。
剩下的人，拉过去往屋里一怂，灯泡啪灭了，一圈站的都是人，你一拳我一拳你一脚我一脚，就这打哩！灯一拉，就开始下手打了，谁也不知道谁打哩，打罢了，上去几个人，架住拖出去往那黑屋里一扳，再叫下一个，就这样哩！十几个年轻人打一个，你再好身板也搁不住他打啊，是不是？
叫我拉回去可没有拉回屋里啊，拉住我一直正南，拉到院子里，万年青下头，长多深的万年青，说；谷堆那（蹲下），不能动！谷堆那就谷堆那，跟个猴样。他们叫下一个拉进去打。咋不跑？往哪跑啊，大门杠得结结实实哩，就这一个院子！跑？不跑罪还小些，你跑还打材坏了你哩！跑了罪上加罪！害怕，咋不害怕啊？他叫谷堆那就出溜谷堆那了，怵怵着谷堆那，咋不害怕！到里头清知道没有好事。那边打完了才叫我回屋里，吓得直和撒（发抖）！看看他们挨打的人打成那样……，谁能挨得住啊！
唉，这才没几年的事哪，卖血还正干着时候，多说五六年。那一年我40多岁了。几十岁的人了啊！唉！你啥门哩？啊？那也不是对着咱自己来的，都是这！那时候还不知道艾滋病呢！不过肯定已经有了！咋会没有嘞？
朱建才不断重复着那句话：“我没挨打就是承俺堂兄弟哩光了！”万分庆幸万分后怕地说着挨打的人——
顾园那个肋骨打断，也不放人家，那人也真没吊门了，饭都不吃了，几天不吃饭，家里实在穷，没任啥，看看实在罚不出钱，放回去了。
大王楼的狂他们家，在外边的那个弟兄咋找着地方告他们了，第二天郑州信访社（报社）来了。公社书记害怕了，叫狂捞到背地方，说，恁白（别）吭气了，白叫人来采访了，包恁几个钱放了恁妥了。叫大王楼的几个弟兄都拉郸城去了！信访社来了，说人都放了。记者找不着人采访了，公社又给信访社多少钱，打发记者。听说那一回公社可没少花钱。这是李森当书记时候。……日他娘！打了你还不能吭气！
从“献血光荣”到“卖血犯法”
每次借钱，都说卖了血就还。为还那一次的罚款又去卖血，被抓了，才知道卖血又犯法了！那次被銬了一夜，罚款4000元！“这事我啥时候也忘不了。”朱建才说——
1996年阴历十月，姚庄的姚子刚来找我，说找人到开封陈留卖血。姚子刚与陈留的血头是拜把子兄弟，陈留有私人血站，一次去5天，每次多者50人，少者30人，送到一个院子里关起门抽血，买饭吃。一天采血两回，4袋，一袋有850毫升到900毫升，不化验照收化验费，一回给45元。
落黑的时候，一个中巴载有50人，这几个庄的人都有，被北郊派出所截住了。我心里忖着，卖个血还能犯法么？又不偷人家抢人家。一车人一下拉到北郊派出所。派出所问我，卖血多少年了？我说那年数可多了，我18岁开始卖血，今年40多了。他说，你知道卖血犯法不？我说，我不知道卖血犯法，我就知道家庭困难，我不卖血哪来哩钱呢？他说，卖血违法，你们已经违反了国法，每人罚款5000元！
这时候朱建才的表述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他说道，我问他们：“咦，咋回事哩？与毛主席那时不一样哩，那时候学习白求恩献血光荣，现在咋就违法了？”派出所人说：“现在李鹏委员长已经颁布了法律，现在卖血就是违法！违法就是犯法！”咱也不敢吭气了，不是说犯法了么！接着叫俺们铐起来了，銬到天明。
后来托熟人，大酒店请一回客，又买的帝豪烟，各罚4000元。家里为了“扒”我送钱，卖掉了一口猪1470元，四块四一斤，三四百斤，借朋友1600元，几个兄弟又凑凑，凑够了4000元。銬了一夜，不叫吭气，不叫往上告，要不罚得更多。“那个时候才知道卖血犯法，不好。其实那时候艾滋病都爆发了，村里人发病，已经死罢几个人了，只是不知道是艾滋病。”
不知道卖血会得艾滋病，放出来后继续卖。旧账没还又欠下更大的新债，还得更拼命卖。就是知道卖血犯法了又咋着？走到那一步了，除了卖血还有啥门儿哩？朱建才说。
发病与死亡
照片4
朱建才全家有6个“本儿”（艾滋病治疗本），就是说，他家有6人感染艾滋病：朱建才夫妇、两个儿子、大儿子先后两个媳妇——大儿媳艾滋病去世后，又找一个有艾滋病的女人，她的前夫也死于艾滋病。
朱建才弟兄五人，除了老大两口，余者四弟兄四妯娌都卖血感染艾滋病。一大家子算在一起共有12个艾滋病人，当时已经死亡6人：三个兄弟两个弟媳一个儿媳。
“唉！这事，说着说着，泪又要掉下来……。”
2007年春节将至，村头碰上朱建才，他说：我这一发不大好哩！浑身难受，跟压个大山一样，人懒，走路都没劲。检查CT4只剩18（正常至少200以上），我瓤劲了，灰心透了。啥法哩？等死吧！
我说，你身体底子好，再到医院看看，还是得吃抗病毒药，只这一条路。
朱建才是重点村的，应当有抗病毒治疗的条件，但是依从性教育不到位，又时常断药，疗效不理想。朱建才也没有服用抗病毒药。
“上哪看哩？动动就得拿钱！”他说，要操心的事多着哩！平常对付着能骨融（能动）就不管它。他妈照护孙子，俩孩子在山东给人家下海捞鱼。大儿子已经发病了，输液很贵，一回七八十，一边输水，一边还在给人家捞鱼。二儿子还没有发病。他们也都没有吃抗病毒药。
孩子他妈身体还不胜我哩。唉，咋说哩，刘老师你也不是外人，才跟你说，一个档里，起那么大一个疙瘩，血淌着，吃不下去饭。看了，医生说病毒发了，吃药抹药都没有效果。不管呼！想着等孙子大一些，都让他们爹妈带走，我带着她好好瞧瞧。顾不了他们了，得先顾住自己身体……。唉， 不是卖血，我现在50多岁身体正铁！
“最后一次卖血是1998年过罢年正月底，在驻马店西平。我在那儿一个院子里关了3天卖了5个。之后也不是不想卖，是没有血站了，卖不成了。”朱建才总是很注重细节，时间、地点清清楚楚。“那次两大蓬车18个人，17个人都死罢了，就剩下我自己。” 他跟我说这话时是2006年冬天。2007年秋天，朱建才发病死亡。他是家里4个艾滋病弟兄中，死得最晚的一个。不久，朱建才妻子死亡。
照片5——当年拉人卖血的大篷车，只剩下了“大蓬”。
via 河南艾滋村民的故事：贫农朱建才（组图）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