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

中共建政70年(2):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

1958年开始,中共又发起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从而导致了三年多的大饥荒了四千多万人。甚至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曾说,大饥荒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中共掠夺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后,对生产资料进行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中共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生产资料分别归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

中共号称“超英赶美”

1957年11月,中共又提出“”口号,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制定任务和目标:

在钢产量方面,中共要“超英赶美”。中共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1,200万吨,1962年为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方面,中共原计划到1962年全国粮食产量为5,000亿斤,但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改为7,000亿斤。而大陆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仅有3,901亿斤,而且该年被认为是以来收成最好的年份之一。

中共想在10年内,就使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

钢产量“跃进” 粮食产量大放“卫星”

为了达到目的,中共在农业方面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随后,各地亩产粮食量不断“放卫星”,本来每亩仅几百斤的产量,却被各地不断放到大数万、甚至十多万斤。

如1958年各地亩产小麦数据: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湖北谷城,亩产4,353斤;河南辉县田庄公社,亩产4,535斤;湖北谷城先锋公社,亩产4,689斤;河北安国,亩产5,103斤;河南西平,亩产7,320斤等等。

其中,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成为1958年小麦亩产最高的生产队。

1958年的早稻亩产方面:湖北应城春光公社报出亩产10,597斤,湖北麻城建国公社上报说亩产36,956斤,广东北部山区连县上报亩产60,437斤,黑龙江新立村上报天文数字:“亩产12万斤”。

以1957年曾获亩产千斤“粮食帅旗”的四川郫县为例,当年8月26日,该县犀浦乡第一农业社上报平均亩产水稻45,217斤的“大卫星”,超过实收总产量26,000~27,000斤,超过当地水稻正常亩产量的77~88倍。

在钢铁产量方面,中共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

在农村,修建了不少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合作社收集了大量农户家的饭锅、铁器来炼钢铁,结果由于技术不合规格,炼出大量的废铁,不仅造成大量的浪费,而且严重污染了环境。

同时,由于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等燃料,所以中共号召全民采矿、采煤及伐林,农民不能下田耕作、按时收割等,导致粮食产量大减。

据统计,大陆1960年的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26%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为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56%。

从1958年冬至1959年春,大陆就有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饥荒年代是中学生。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从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当年就有人饿死了。从1959年、60年、61年,毛泽东(在经济上乱指挥导致)饿死人主要就是这三年。这三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还在搞原子弹。本来中国还可以开国库救济灾民(但也没有)。”

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

据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过经10年的调查,写下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书介绍,1958年至1962年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估计为4,000万人,两者共计7,600万人。

荷兰历史专家冯客(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毛的大饥荒》一书介绍,大饥荒时期导致4,500万中国人死亡。

据因“六四事件”而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此前披露,当年根据赵紫阳要求,曾对大跃进死亡人数做过调查统计,结论也是4,500万。

维基百科说,由于中共封锁消息,大饥荒时期死亡人数不易精确统计,但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4,500万左右,其中仅在四川就有高达1,000万的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

大饥荒是人祸

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导致这场浩劫主要原因。中共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致使大片田地荒废;同时,公社化运动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无法保证;吃大锅饭又浪费了很多粮食等。

旅美作家王平今年3月曾说,1958年中国爆发大饥荒,到1962年基本结束。明明是5年大饥荒,中共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31日的工作会议上曾说,大饥荒时期,“天灾不是主要原因”,中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再一次说,过去几年的经济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另外,在大饥荒时期,中共仍然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1959年农村已出现饿死人情况,但中共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同时,在中国人民饿死的情况下,中共高官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现仅就茅台酒的消费予以说明。

《炎黄春秋》杂志曾报导,1959、1960、1961三年大饥荒时期,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

报导称,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生产这些酒需要多少粮食呢?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三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

报导称,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的人造大饥荒年代中,生产茅台酒所需要的粮食能全部生产,很大一部分是从外地调入。

另外,中国在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下,中共还阻断饥民逃荒,加重了灾难。

来源: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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