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7日星期五

记者来鸿:领教中共宣传和基层干部的厉害

来源: BBC 作者: 伊芳穆雷 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曾经是重要的宣传工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音喇叭在中国随处可见。特别是地区,村广播站更被视为重要的宣传阵地。

时光流逝。今天,智能手机几乎人手一部,通信技术日新月异,但是,高音喇叭却在高调重返村庄。

过去几年间,“新农村大喇叭工程”已经推广到中国10多个省超过200个县市。中国官方形容,大喇叭广播对传播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不同领域的知识信息都能起到独特作用。

BBC记者伊芳穆雷(Yvonne Murray)决定亲自到的一个小村子去看一看、听一听,谁承想,碰到几位基层陪同……

那天气温不高,阴沉沉的。

我搭乘的出租车停在进村的路口,几名身穿深色便衣的男子组成的“欢迎团队”热情地迎上前来招呼我。我抬腿下车,他们举手拍照。

这些人是省宣传部派来的。

快到中午的广播时段了。我说,想采访几位村民,或许,他们正在家里一边做饭一边听大喇叭?

当然,当然。对方立刻应允,然后迅速把我带到不远处的一个农家小院。

什么是“新农村大喇叭工程”?

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新农村大喇叭网”介绍,该工程最早在石家庄推出,采用“互联网+大喇叭”技术,每天早中晚广播三次,设置有《党的好声音、唱响新农村》、《百姓身边事》等栏目。目前,该工程已与中国200多个市、县签约推广,覆盖山东、黑龙江、辽宁、河南、山西等12个省份。2019年至2020年将完成14个省份30万个行政村的覆盖工作。

有分析人士说,这是习近平领导下的政府加强宣传、引导舆论、控制基层的表现。也有批评人士形容,这是“强制洗脑”,因为喇叭一响,不管人想听不想听都只能听。

不过,院子里可没有做日常家务和农活的普通农民,迎接我的是一位衣着打扮相当精致的女人。客厅里,茶几上摆的满满当当,有切好的水果拼盘、精美的豆沙点心。宽大的真皮沙发,容纳我和我庞大的欢迎团队绝对没有问题。

我说,这确实不错。但是,我需要的最好不是这样精心的……摆拍。

我起身告辞,走出房门。陪同官员立刻跟上来。他们说,这是为了你的安全。

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七老八十的小村子里,光天化日之下,能隐藏着怎样的危险。

我加快脚步走进一家商店,躲在塑料门帘后面。我的录音机一直开着,说不定能采上几句村民间随意的对话。

真巧了,一位看上去大约七十来岁的老妇人到店里来买豆腐。她虽然驼背,但双眼炯炯有神。我飞快地向她解释了我此行的目的,她迅速打开了话匣子。

这一下,真像是拧开了水龙头。就好像她一辈子都在等着这一天——自己的村里,来了一位真的外国记者。

首先,她抱怨说,年轻时是城市知识青年,被迫下放到农村。

跟着我进店的那位又高又瘦的宣传干部看起来神色紧张,搓手、跺脚。

老妇接着说,“后来到了这个村,政府补贴减了。因为这是政府的决定,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说到这儿,那位陪同爆发了。朝我大喊,“我以为你是来报道高音喇叭广播的,为什么跟这个老女人说个没完?”

他那位更加矮胖、和蔼的同事头上开始冒汗。感觉到自己可能说错了话,高瘦官员立刻改口,“你没看见?她这么大岁数了,你要为她的健康想一想。”

“为什么不去找些年轻人谈一谈?”

然后,他们从大街上给我找来一位“年轻人”。这位57岁的年轻人倒是很合拍。他称赞高音喇叭广播用处很大,帮助他们了解农情、资讯。几位省里来的干部抱着胳膊站在一旁。

他们还给我找来另外一名女人。这一次,陪同官员可不想冒险,决定主动出击主导采访。他站在我背后,冲着那位女人大声问,“你对养老金满意吗?”

没多久,该去村委会见村长了。在外面等候的时候,陪同利用这个机会向我提了几个问题。

一人问,你们国家就没有高音喇叭?

没有。我们绝对没有。

那….是不是因为你们家家户户房子都离得比较远?

呃,不是。我回答说

村长看起来很和善,很开心。我们坐下来录采访。

一开始,他也有点跑调,随口提起了文化大革命。坐在他正对面的宣传干部打手势,让他住口。他真住口了。

快该走了,我要去赶火车回北京。对方说,不行不行,一定要先请你吃午饭!现在他们看上去明显更开心,可能是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开他们的管片了?

对方问我,今天采访还满意吗?我回答说,“不太满意。六七个人跟着,很难工作。”

我出来报道需要自由;我不是来做宣传的。我争取不让自己显得太在意。

“啊,对了,你的工作是通过事实发现真相!”那位话不多的陪同官员说。他看起来很自得的样子,发现了我职业的本质。其他人眼睛一直盯着饭菜。

突然,我醒悟过来。理解的鸿沟太宽太深,一顿排骨和包子,再美味也无法填补。

归根结底,这些干部的工作是防止我做我的工作。我必须承认,他们做的很专业、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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