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眼查显示，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近日发生高层变更，王思聪卸任该公司董事。王思聪是中国企业家、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子。
万达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月，法定代表人为王健林，注册资本1亿人民币(约1480万美元)，经营范围包含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等。目前，王思聪虽然退出董事会，但仍保留股东身份。
近六年内，王思聪已经三次从万达核心公司卸任董事，持续拉开与万达集团运营层面的距离。
2020年1月，王思聪卸任万达旗下数字化业务平台飞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飞凡网曾是万达发力新零售、线上商业转型的重点项目。
2011年，王思聪首次出任大连万达集团董事，后曾短暂退出；2016年1月，他重新担任万达集团董事，直至2022年8月卸任董事职务。
不过，从万达系逐步退出的王思聪仍在经营着自己的商业公司。目前其持股实体包括医美公司、餐饮公司等。
（资料照片）
来源：新浪
作者：费良勇
二十世纪以来，“革命”几乎成为最容易被滥用、也最容易被神圣化的政治概念之一。共产主义极权运动、法西斯主义运动、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以及其他激进政治力量，都曾以革命、民族复兴、阶级解放或者信仰救赎的名义发动群众、夺取政权，并宣称自己代表历史进步。然而，历史反复证明，推翻旧政权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进步，以革命名义建立的新制度，也可能比它所推翻的旧制度更加专制、更加残暴。
因此，评价一场政治运动是否属于真正的革命，不能仅仅依据它是否推翻了旧政权，不能依据它是否自称代表某个阶级、民族或者宗教，也不能完全依据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而应当依据现代政治文明的共同标准进行判断。现代政治文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尤其经历了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等重大历史进程，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得到广泛承认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尊重人的生命与尊严，保障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有限政府和权力制衡，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维护司法独立，并通过民主制度实现政府的和平更替。
真正的革命，应当推动这些文明原则不断发展，使人的自由更加广泛，使人的权利得到更加可靠的保障，使国家权力受到更多制度约束，使法治不断完善，使人民能够通过真实有效的政治参与监督政府。反之，凡是以革命名义建立个人独裁，以阶级斗争代替法治，以群众专政代替司法，以暴力恐怖代替民主，以思想控制代替思想自由，并以国家权力系统性侵犯人民生命、自由、人格和财产权利的政治运动，即使成功夺取了政权，即使长期维持统治，也不能因此被认定为真正的革命，而应被视为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反革命。
一、毛泽东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革命领袖，而是反革命头目
长期以来，中共将毛泽东塑造成“伟大领袖”“伟大导师”和“人民救星”，并将其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解释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必要探索。然而，如果抛开政治宣传，以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原则作为评价尺度，就会发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逻辑，与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存在根本冲突。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把社会长期划分为敌我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他的暴力革命理论，把枪杆子和政治暴力视为夺取、巩固和维护政权的重要手段；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使社会长期处于政治动员、敌我划分和相互迫害之中；他的个人崇拜，则把国家制度逐渐改造成维护最高领袖个人权威的工具。这些思想并没有使中国逐渐走向自由、法治和人的解放，反而造成了持续多年的政治清洗、制度破坏、大规模饥荒、文化浩劫以及对广大人民基本权利的系统性剥夺。土地改革、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虽然发生在不同历史阶段，却具有相似的政治逻辑：由最高权力划定敌人，通过政治运动动员国家机关和群众组织，压制公开批评，取消正常法律程序，并把社会灾难归咎于新的政治敌人。
中共后来承认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并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这一表述虽然承认了文革造成的重大灾难，却把“发动者”和“利用者”分离开来，容易淡化毛泽东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主体责任，也无法解释毛泽东一生政治实践中长期存在的连续性。纵观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其权力实践并非晚年突然偏离早期理想，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内在延续：以暴力斗争夺取政权，以阶级划分重组社会，以政治运动维持统治，以不断制造敌人巩固个人权威，最终把政党、国家和社会置于最高领袖意志之下。因此，毛泽东造成的灾难不能仅仅解释为晚年的认识错误，而应被理解为其思想逻辑、权力结构与政治实践共同发展的结果。
按照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应主要根据他是否成功夺取政权、是否完成国家统一或者是否曾经获得广泛崇拜来判断，而应根据他的政治实践究竟扩大还是压缩了人的自由，建立还是摧毁了法治，限制还是扩大了国家权力，维护还是践踏了人的尊严。从这些标准出发，毛泽东不能被认定为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革命领袖。相反，他以革命名义建立并强化了一套与自由、人权、法治、民主和权力制衡根本对立的极权统治结构。因此，本文认为，毛泽东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反革命头目。
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执政实践的评价，不能完全依据中共自身的历史决议。一个政党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又是历史叙事的垄断者，就很难充当完全独立的裁判者。人们必须系统梳理毛泽东造成的重大政治灾难，并结合现代人权原则、纽伦堡原则、国际法以及中国宪法和刑法的基本法理，对其历史责任和法理责任进行重新评价。
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应取决于宣传，不应只取决于胜败，更不应取决于是否掌握政权，而应取决于他们是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现代政治文明不是某一个国家、民族或者政党的专利，而是人类在经历长期战争、暴政和苦难之后共同积累的文明成果。任何人，无论拥有多高的权力、多大的历史影响，只要系统性破坏这些文明原则，就应当接受历史、法理与人类良知的共同评价。
二、为什么极权主义会把革命变成反革命
毛泽东时代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并不仅仅在于发生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灾难，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一个值得所有国家长期警惕的政治规律：当国家权力失去制度约束，当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政治运动取代法治成为国家运行方式时，一个最初宣称代表人民、追求平等和解放的革命政权，最终可能演变为人民自由和权利的最大威胁。
任何个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是，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拥有健全的宪法、独立的司法、自由的新闻、公民社会和有效的民主监督，错误就可能被及时发现和纠正，灾难也可能受到制度阻止。真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了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更是为什么在其执政期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没有被制度制止，反而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席卷全国的社会灾难。答案在于极权主义制度本身。
极权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制政治并不完全相同。传统专制虽然限制人民权利，但通常仍可能保留一定的家庭空间、宗教空间、地方社会和民间生活。极权主义则试图把国家权力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仅要求人民服从政府，而且试图统一思想、统一价值、统一历史记忆，甚至统一人们的情感表达。国家不再满足于管理人的行为，而试图进一步控制人的思想和灵魂。
为了维持这种全面控制，极权主义往往需要不断制造新的政治敌人。因为一旦社会恢复正常，人民开始关心生产、生活、家庭和个人发展，而不再持续投入政治斗争，极权体制赖以维系的革命激情和政治动员就会逐渐消退。因此，极权主义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敌人、发动新的运动，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紧张、恐惧和动员状态。
毛泽东时代的多场政治运动都体现了这一规律。从土地改革中的地主、富农，到镇反和肃反中的所谓反革命、特务；从反右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黑五类”以及各种所谓牛鬼蛇神，敌人的范围不断变化和扩大。昨天还是革命同志的人，今天可能成为革命对象；今天受到信任的干部，明天可能被定为叛徒。政治身份不断改变，而最高权力却在不断扩张。
这种不断制造敌人的政治逻辑，必然导致法治的衰败。现代法治实行行为责任原则，即任何人只有实施了法律明确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才应依法承担责任。极权主义实行的则往往是身份责任和思想责任。一个人是否受到迫害，不取决于他实施了何种具体犯罪，而可能取决于他的家庭出身、社会身份、思想观点、历史经历，甚至取决于统治者认为他将来可能具有的政治倾向。
于是，法律不再主要判断行为，而开始判断身份；法院不再依据公开证据和正常程序，而开始服从政治路线和敌我划分；司法逐渐让位于政治运动。当法律失去独立地位以后，国家权力便失去了最重要的制度约束。与此同时，极权主义还必须压制能够形成独立判断的社会力量。自由新闻被视为政治威胁，独立知识分子被视为思想敌人，宗教组织和民间团体被视为不受控制的社会力量，党内不同意见则被解释为路线斗争。所有可能形成公共监督的组织和个人，都被逐步削弱甚至消灭。国家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最高领袖则被塑造成真理和正确路线的最终来源。
监督一旦消失，错误便难以纠正。在民主法治制度中，一项错误政策可以受到议会质询、媒体批评、司法审查、学术讨论和公众监督，执政者还可能因为严重失误而失去权力。但是在极权体制下，批评可能被解释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反革命。于是，政策越错误，批评越困难；批评越困难，错误越容易扩大；错误越严重，统治者又越需要通过新的政治运动维护权威。整个国家因而陷入一个失去自我修正能力的恶性循环。
大跃进因此不仅是一场经济政策失败，也是一场制度失败；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个失去权力制衡和制度约束的国家发生的全面危机。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同一种极权政治逻辑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极权主义还具有不断否定制度本身的倾向。现代政治文明努力建立稳定、公开和可以预测的规则，使国家依靠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运行；极权主义则不断强调革命高于制度、政治高于法律、路线高于规则、领袖高于组织。当制度可能限制最高权力时，制度便被以革命名义突破；当法律可能阻碍政治运动时，法律便被群众斗争取代；当组织程序可能影响领袖决定时，程序便被个人权威否定。
一个国家最终不再依靠制度运行，而依靠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判断运行。任何个人都可能判断错误，都可能受到错误信息影响，也可能形成严重偏见。在极权制度中，这些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反而会通过庞大的国家机器迅速放大，最终演变为全国性的灾难。因此，真正造成灾难的，并不只是一项错误决定，而是一个允许任何错误无限扩大的制度。
三、现代政治文明如何降低极权主义悲剧发生的风险
极权主义悲剧之所以不断重演，并不是因为某些国家没有遇到善良的统治者，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缺乏能够有效约束统治者的制度。现代政治文明与极权主义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前者拥有更加高尚或者更加聪明的政治家，而在于前者建立了一套限制权力、发现错误与和平纠错的制度体系。
现代政治文明从来没有假定统治者是圣人。恰恰相反，它建立在一个朴素而深刻的认识之上：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任何掌握权力的人都可能滥用权力，任何政党都可能把自身利益误认为国家利益。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不能把社会的命运寄托于某一位领袖的个人品德，而必须寄托于公开、稳定和能够约束权力的制度。制度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执政者永远正确，而是为了在执政者犯错时及时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并阻止错误演变为无法挽回的社会灾难。现代政治文明由此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彼此制衡、相互监督的制度安排。司法独立保证法院能够依照法律审查政府行为，而不是完全服从行政命令；新闻自由使政府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监督，难以长期垄断信息和掩盖灾难；地方自治避免所有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使地方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公共事务，并为不同政策提供比较和试验的空间。多党竞争和定期选举使执政者必须面对人民的政治选择，不能把政权永久视为某个政党或者领袖的私人财产；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使公共资源接受社会监督，减少权力寻租和特权腐败；言论自由保障不同意见能够公开表达，使错误政策及时受到批评；公民社会和人民监督则为国家建立持续不断的社会反馈机制，使重大决策必须面对来自不同群体和社会领域的检验。
这些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因为现代社会喜欢冲突或者争论，也不是为了故意削弱政府的治理能力，而是因为人类长期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一个国家才有能力不断发现自己的错误；只有允许公开批评存在，一个社会才具有持续自我修正的能力。没有批评，就没有可靠的纠错；没有监督，就没有真正的责任；没有权力制衡，法治就可能退化为统治者管理人民的工具。
现代政治文明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永远不犯错误。民主国家同样可能出现战争、腐败、民粹主义、权利侵害和严重政策失误。现代制度的优势不在于保证错误绝不发生，而在于能够降低权力长期失控的风险，及时暴露问题，允许社会公开争论，并通过司法审查、议会监督、选举更替和公民行动进行和平纠正。
二十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如果一种制度取消新闻监督，压制言论自由，消灭独立司法，排斥反对意见，把所有权力集中于一个政党、一个机构甚至一位领袖手中，就极易走向权力失控和政治灾难。相反，那些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的民主法治国家，并不是因为从未发生过错误，而是因为它们拥有发现错误、承认错误、追究责任和纠正错误的制度机制。
哈耶克、波普尔和阿伦特虽然研究领域和思想重点不同，却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一问题。哈耶克强调知识的分散性，指出任何个人或者中央机构都不可能掌握复杂社会中的全部信息，因此社会不能完全依赖少数统治者的统一计划和判断。波普尔强调政治制度的可纠错性，认为民主制度的重要价值不在于保证选出最英明的统治者，而在于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撤换失败的政府。阿伦特则揭示了极权主义对社会多元性、公共空间和独立判断能力的摧毁，说明当人们失去公开讨论、自由结社和独立思考的空间时，整个社会就可能被卷入由谎言和恐怖维持的政治运动。三位思想家的共同启示在于：真正能够防止政治悲剧无限扩大的，不是所谓伟大领袖，而是能够限制领袖权力、保护社会多元并允许公开纠错的制度。
因此，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创造了一个不会犯错误的社会，而是创造了一种能够发现错误、公开错误、纠正错误并防止错误长期垄断国家的制度文明。这正是现代政治文明降低极权主义悲剧发生风险的根本原因。
四、为什么中国必须重新理解革命
二十世纪以来，在中国政治话语中，“革命”和“反革命”始终是一对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概念。然而，这两个概念长期缺乏统一、客观和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而主要由掌握政权的政治力量根据路线和现实需要加以定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同一个人、同一种思想甚至同一种行为，可能因为政治路线发生变化而获得完全不同的评价。昨天被称为革命英雄的人，今天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昨天受到拥护的国家领导人，今天可能被打成叛徒；昨天受到鼓励的政治言论，今天可能成为政治罪证。革命与反革命因而失去了稳定的客观标准，变成政治斗争、权力重组和排除异己的工具。
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无数个人悲剧，也暴露出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如果革命与反革命完全由掌握权力的人定义，那么任何政治运动都可以自称代表革命，任何反对意见都可能被宣布为反革命。革命不再是具有文明进步意义的历史概念，而只是政治权力为自身提供合法性的一种工具。
这里还必须区分“反对某一场革命”和“反革命”两个不同概念。一个人可能反对某场自称革命的政治运动，却是在维护生命、自由、法治和人的尊严；相反，一个组织即使高举革命旗帜，如果它系统摧毁这些文明价值，也可能构成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反革命。
因此，中国真正需要完成的，不是继续争论究竟谁天然代表革命，而是重新建立判断革命与反革命的客观标准。这个标准不能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之上，不能建立在某个政党的政治宣言之上，也不能由历史胜利者单方面垄断，而应当建立在人类经过长期历史实践形成的现代政治文明共同价值之上。
革命首先应当是一种文明进步，而不只是暴力夺权。革命应当扩大人的自由，而不是无限扩大国家权力；应当建立和完善法治，而不是以政治运动摧毁法律程序；应当保障人格尊严和法律平等，而不是制造新的政治等级；应当促进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而不是建立个人崇拜和终身统治。凡是能够推动自由、人权、法治、民主、权力制衡和人格尊严不断发展的政治实践，都可以被视为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革命。凡是破坏这些原则，以暴力和恐怖维持统治，以思想控制取代思想自由，以政治运动摧毁法治，以个人或者政党权力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的政治实践，无论使用何种名称，都具有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反革命性质。
因此，任何政府、任何政党、任何政治领袖和任何政治运动，都不能仅凭自我宣布取得“革命”的资格。革命的正当性不应由胜利者授予，也不应由执政者垄断，而必须接受现代政治文明共同标准的检验。只有经得起自由、人权、法治、民主、权力制衡和人格尊严检验的政治实践，才可能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凡经不起这些标准检验的政治实践，即使曾经成功夺取政权、获得广泛支持或者创造过某些历史成就，也不能逃避历史和文明的评价。
五、革命与反革命必须接受同一套文明标准
重新理解革命，不只是重新评价毛泽东，也不只是重新评价中国共产党，而是重新确立中国未来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革命往往被理解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政权取代另一种政权，或者一批政治力量通过暴力夺取国家机器。但是，如果革命的结果只是让新的统治者掌握更大的权力，让人民失去更多自由，让法律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那么这种革命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只是完成了权力占有者的更替。
真正的革命不能只回答“谁掌握政权”，还必须回答“权力受到什么约束”，“人民拥有什么权利”，“法律是否高于领袖”，“政府能否被和平撤换”，“少数人的尊严是否受到保护”。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肯定回答，那么所谓革命就可能只是以新的语言延续旧的统治逻辑，甚至建立比传统专制更加深入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极权制度。因此，革命的正当性不能只由目标决定，也必须由手段和结果共同检验。一个政治运动即使宣称追求平等，如果依靠大规模杀戮、非法拘禁和思想强制实现目标，也不能获得文明意义上的正当性；一个政权即使宣称代表人民，如果人民没有言论自由、选举权利和监督政府的制度渠道，也不能仅凭宣传自称人民政权。
现代政治文明要求革命与反革命接受同一套标准。革命者不能因为自称代表正义，就获得践踏人权的特权；掌权者不能因为曾经参加革命，就取得永久执政的资格；国家不能因为宣称维护稳定，就无限扩大对公民自由的限制；政党也不能因为掌握历史解释权，就把所有批评者定为反革命。
真正的文明标准必须超越政党、阶级、民族和意识形态。它首先保护人的生命和尊严，承认每个人都具有不可任意剥夺的基本权利；它要求权力受到法律约束，要求政府接受社会监督，要求司法独立于政治命令，也要求政权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更替。
革命只有推动这些原则不断发展，才具有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合法性。
结论：现代政治文明是判断革命与反革命的最终标准
革命的合法性，不来自枪杆子，不来自对国家机器的占有，也不来自某种意识形态对历史规律的自我宣称。它只能来自一个政治运动是否真正推动了人的解放，是否扩大了自由和权利，是否建立了法治和权力制衡，是否维护了人格尊严，是否使人民能够真实有效地监督和更换政府。
同样，反革命的本质也不在于反对某一个政党、某一位领袖或者某一场自称革命的政治运动。一个人反对暴力、独裁和政治迫害，可能恰恰是在捍卫革命应有的文明价值。真正的反革命，是反对人的自由，反对人权与法治，反对权力制衡，反对人民监督，并以国家暴力和思想控制阻止社会走向现代文明。
按照这一标准重新审视毛泽东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可以看到，他虽然以革命领袖自居，却通过阶级斗争、群众专政、继续革命和个人崇拜，把中国引向权力高度集中、法律失去独立、人民基本权利遭到系统剥夺的极权统治。他所建立的政治秩序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而是以革命名义制造了新的奴役；没有建立权力受限的共和国，而是形成了最高领袖凌驾于政党、国家和法律之上的统治结构。因此，毛泽东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革命领袖，而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反革命头目。
但本文的目的并不只是重新评价一个已经死亡的历史人物，而是提出一种适用于一切政治人物、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的文明标准。任何人、任何政党和任何政府，无论使用何种名称、提出何种理想，只要扩大自由、保障人权、完善法治、限制权力并维护人的尊严，就在推动文明进步；只要压制自由、践踏人权、摧毁法治、制造个人崇拜并把国家变成少数人统治社会的工具，就在走向反革命。
现代政治文明并不承诺人类永远不会犯错误，但它要求任何权力都不能垄断真理，任何领袖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政党都不能永久占有国家，任何革命都不能以未来理想为理由牺牲现实中的人。自由、人权、法治、民主、权力制衡和人的尊严，是人类在长期历史苦难中逐渐形成的共同文明成果，也是判断革命与反革命的最终标准。
革命只有接受文明的检验，才不至于走向反革命；权力只有受到制度约束，才不至于演变为暴政；一个国家只有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才能持续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不仅是重新理解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必由之路。
主要参考文献
一、现代政治文明与政治哲学
二、人权、国际法与纽伦堡原则
三、中国现代史与文化大革命研究
四、中共官方文献
五、现代政治文明经典文献
六、其他重要参考资料
2026年8月1日写于纽伦堡
作者: 新唐人精选 , 文章内容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美国总统川普在枪击案三个月后，7月24日回到白宫记者协会（WHCA）晚宴并发表演说。川普表示，回来是要坚决表明，面对政治暴力绝不屈服。言论自由是用辩论来解决分歧，但子弹与暴力，是绝对不行。川普在演说开场表示：“正如我三个月前所说的，演出必须继续。”
川普表示：“今晚，我们齐聚一堂，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回应那场令人发指的袭击；今晚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表明，在美国，我们不会向政治暴力屈服。”“在这个国家，我们相信言论自由。我们以公开且有力的辩论，而不是子弹来解决分歧。”
白宫记者协会是由报导美国总统与白宫的记者，共同参与的非营利组织。一般而言，美国总统都会参与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但川普已经有多年没有到场，因为即使到了现在，川普还是遭受传统媒体超过九成的负面报导。川普：“事实上，我读到一份报告说我有93%的负面报导，93%！那我到底是怎么以这么大的优势赢得选举的？想想看吧！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是93%。80%或许有可能，但93%绝对不可能。”
川普表示，他还是希望能够借由和媒体沟通的机会，来澄清一些假新闻。川普举例《纽约时报》每天都有三、四篇他的负面新闻，相比之下，卖给美国投资人的TikTok，显示的数据更能反映真实民意。川普：“我在TikTok上排名第一。他们怎么能这么糟？想想看，4250亿次观看。你能相信吗，彼得？我的意思是，加油，彼得！我放弃了你们这些人，我放弃了传统媒体。显然，这奏效了，因为我们压倒性赢得了选战。”
川普强调，言论自由是用辩论来解决分歧，而不是用子弹与暴力“所以在这个国家，我们信仰言论自由。我们用公开而激烈的辩论来解决分歧，而不是用子弹。任何一个拿着枪的疯狂失败者，都永远无法改变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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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三分钟的街头口角，就能让两个陌生人撕破脸面。
这座光鲜耀眼的都市里，很多成年人的情绪底线，薄得像一张一戳就破的纸片。
前阵子陪朋友去城郊菜市场买菜，亲眼目睹一场闹剧。
两个摆摊小贩，就因为摊位多出半米空地，
几句话没聊妥，当场摔了手边的货品。
周围围观路人随口劝解两句，其中摊主转头冲着路人也甩出狠话。
旁人下意识感慨现在的人脾气太过急躁。
只有常年在北京底层打拼的人才懂：没人天生爱发火，只是扛的委屈太多。
情绪爆发，只是积攒太久的宣泄
-01-
我早年在北京五环租过老旧出租屋，那段经历至今印象深刻。
同一个楼道住着十几户打工人，平日里碰面都会点头打招呼，相处格外和睦。
隔壁一位做外卖骑手的大哥，性子憨厚，待人一直谦和有礼。
某天深夜，他却因为楼道堆放杂物的小事，和邻居爆发了激烈争吵。
事后大哥主动上门道歉，言语里满是愧疚。
闲聊时我才知道真相，压倒他的从来不是一堆杂物，而是一整天的糟心事叠加。
当天他连续超时三单被扣钱，忙活一天白干大半。
孩子网课缴费刚转出，老家老人又临时生病需要汇款。
生活的压力层层堆叠，一堆不起眼的杂物，恰好成了他唯一的情绪突破口。
-02-
身边还有一位做商超导购的女性朋友，常年扎根北京打拼。
每天早高峰要挤一个半小时地铁，穿梭在拥挤人潮里。
每个月工资到手，扣完房租、水电、日常开销，手里结余寥寥无几。
她从前性格温柔包容，近两年却变得极易烦躁。
地铁被无意磕碰、排队被轻微插队，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能让她瞬间心烦。
心理学家荣格说过：未被释放的情绪，永远不会凭空消亡。
北京遍地是机遇，但绝大多数普通人，拼尽全力只能守住一份基本的生存。
大家每天都在被动争抢有限的资源，通勤座位、廉价房源、稳定工作。
日复一日的内卷消耗，早已悄悄磨平了成年人所有的耐心。
戾气的另一面，是没有生活缓冲
-03-
很多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轻易指责普通人暴躁易怒、斤斤计较。
却从来没看见，底层打工人的生活，根本没有容错和缓冲的空间。
生活富足的人，遇到不顺可以花钱散心、短途旅行、聚餐解压。
负面情绪有无数种温和的排解方式。
在北京挣扎谋生的普通人，根本没有任性的资本。
上班受了委屈，不敢随便辞职。
薪资微薄，不敢肆意消费。
生活开销、家人开销，不会因为你心情不好就暂停。
所有的委屈和不甘，只能自己默默憋着、扛着。
-04-
北京的生活成本肉眼可见，物价、教育、医疗，每一笔都是硬性开支。
收入上涨的速度，永远追不上生活开销上涨的速度。
中年人扛起全家生计，年轻人背负生存压力和未来期许。
人长期紧绷神经活着，情绪容错的阈值，只会越来越低。
还有一个很少人看透的真相。
大城市的圈层割裂，让人与人之间只剩陌生和疏离。
邻里互不相识，路人擦肩而过，没有熟人之间的包容和情面。
陌生的环境里，每个人第一反应都是自保，不愿退让、不愿包容。
一点点小矛盾，没有人情缓冲，最后只会无限升级，变成激烈争执。
放过自己，接纳普通人的情绪
-05-
真的不必苛责那些偶尔失控、偶尔暴躁的普通人。
所谓的戾气，不过是普通人无力自救的温柔伪装。
身处高压的北京，没人能永远情绪稳定、永远温柔平和。
不用逼着自己事事隐忍、处处懂事。
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是懂得给自己的情绪找出口。
周末抽出半天时间，抛开所有工作和琐事。
逛逛免费公园，吹吹晚风，和好友闲谈片刻。
给紧绷已久的身心，留一点喘息的缝隙。
人海相逢皆是缘分，陌生人间多一份体谅，就能少大半无谓争吵。
在北京奔波的每个人，都是咬牙坚持、负重前行的普通人。
想问屏幕前的你：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你靠什么治愈生活里积攒的疲惫和委屈？
来源：小F北漂成长记
300米高空、脚下全是透明玻璃，后方游客早已吓到腿软，眼前却有一名重达172公斤的胖网红堵在桥中央扭动热舞！整条单向步道瞬间被塞死，小孩吓喊害怕，许多游客困在半空进退不得，最后忍无可忍当场怒吼：“快走啦！”
综合陆媒报道，事件发生于7月29日，知名的胖网红“良子”前往桐庐一处主打高空设施的游乐园游玩，团队疑为拍摄短影音，直接停在玻璃步道中央取景。由于步道采单向通行，空间原本就不宽，良子一站定后，其他游客根本无法绕行，只能在后方排起长龙。
现场画面显示，良子不仅长时间占住通道，还在玻璃桥上做出幅度不小的舞蹈动作，桥面也随着人群与动作出现晃动，部分游客原本就怕高，被迫停留后更加紧张，还有孩童直喊害怕，眼看拍摄迟迟没有结束，多名游客终于失去耐性，接连出声催促良子及工作团队赶快离开，场面十分尴尬。
影片在社群网站曝光后，争议持续延烧。不少网友直指，众人反感的并非良子的体重，而是他把公共通道当成私人摄影棚，为了流量阻碍其他游客通行。有人怒批“玻璃桥承得起他的体重，却承不起对流量的贪婪”，也有人质疑，明知桥上游客不少，仍大动作跳舞制造晃动，根本是“站在安全地雷上蹦迪”。
园方则回应，该座玻璃步道并未设置体重限制，桥面设计可同时承载多人，单以良子约172公斤的体重而言，并不至于影响结构安全。不过，园方也强调，步道禁止游客长时间停留、占道拍摄或跳跃，现场保全人员会持续巡逻并劝阻违规行为。
部分网友也将矛头指向景区管理，认为既然玻璃步道是高空单向通道，管理人员就应及时介入疏导，而不是任由其他游客困在半空自行出声制止。至于良子本人，目前尚未针对争议正式回应。
“良子”在玻璃桥上跳得嗨，不过被堵在后面的其他游客挺无奈。(翻摄微博)
事实上，良子先前就曾因挑战登山途中身体不适，被人以担架抬下山，引发外界质疑是否拿健康换取流量，如今又在高空玻璃桥占道跳舞，不少网友直言，流量再高也不该凌驾安全与公共秩序，拍片博眼球可以，但不能把别人的通行权与恐惧感一起踩在脚下。
“良子”和工作团队在玻璃桥上拍摄影片，不过堵太久惹得后面的其他游客非常火。(翻摄微博)
来源：中时新闻网
作者: 新唐人精选 , 文章内容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听有声书和读纸本书真的一样吗？这听起来像是个该有答案的简单问题，但其实没有。
也许你手机里正躺着一本听到一半的有声书，还有一份堆了20集的播客清单 – 这些“阅读”时数，你认为都算数。又或者，你是另一种人，觉得听有声书就是作弊，那些只靠耳朵累积时数的人，根本没有真正在跟内容互动。
有趣的是，科学家实际测试了这两种立场，结果却互相矛盾。一项研究发现，听的人成绩比读的人低了28%；另一项研究却发现两者完全没有差异。两份研究都很严谨，也都经过同行审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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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秋，河南一座县城边缘，几名工人清理新校园地基时，铁锹不时碰到碎砖、旧木板和零散的陶片。施工人员没有停工太久，只是把这些遗留物集中清走，继续平整土地。
对当时的人来说，这并不算稀奇。
县城在扩张，学校要建新校舍，城里能用的空地越来越少。至于地表下曾经是什么，往往不是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只要地势合适，距离城区不远，交通能够接通，土地手续能够完成，原先的荒地、坟地，甚至旧墓葬区域，都可能被纳入规划。
许多中年人都有类似记忆。小时候上学，操场边还有土堆；晚自习回宿舍，要经过一片长满杂草的空地；学校改造时，施工队把旧坟头推平，铺上水泥路，再种几排树。
于是，一句“十个学校九个坟”的说法流传开来。
这句话不是统计结论，却抓住了一种真实的生活经验：不少学校确实建在旧坟地、荒地或废弃墓葬附近。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学校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地方？是因为风水，还是因为某种特殊安排？所谓“乱葬岗”，在历史上又究竟意味着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不能只盯着坟头。土地、人口、城市规划和社会观念，才是背后的几条主线。
古代教育场所与墓地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中国古代的官学、私塾和书院，选址通常看重安静、避开喧闹，同时考虑水源、道路、地势和地方社会的支持。
书院常依山傍水，并不只是为了景致。山地能够提供相对安静的环境，水源关系到日常生活，靠近交通要道又便于学生往来。对于一些地方来说，书院还承担着祭祀先贤、讲学育人的功能，建筑位置自然会与祠庙、墓园或古迹发生联系。
古人讲风水，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今天所说的迷信。它包含了对地形、气候、排水、采光和环境秩序的朴素观察，只是当时缺少现代地理学和建筑科学的表达方式。
有些地方背山面水，在今天看来是景观资源；放在古代，则可能被解释为“藏风聚气”。这种解释未必符合现代科学，但它确实影响过建筑布局和聚落选择。
书院附近出现墓地，也有现实原因。古代城镇规模有限，居民区、祠庙、道路、农田和墓葬区往往交错存在。今天看起来属于不同功能的土地，在当时并没有严格的空间分隔。
更不能忽略的是，古代墓葬大多依照家族、宗族或地方习俗分布。年代久远以后，家族迁徙、地貌改变、田地重新丈量，原有墓地逐渐失去明确边界。后来的人只知道这片地“以前埋过人”，却未必能说清墓主身份。
这类地方一旦被改建为学堂，便容易产生故事。
学生夜间读书，风吹树响，旧墙渗水，偶尔发现残砖碎瓦，再加上老人讲述几句往事，校园传说便慢慢形成。传说的内容可能涉及书生、女子、冤魂，也可能附会某位古代人物。
但传说与史实必须分开。
一些地方流传着“书院建在古墓上”的故事，有的还配有爱情悲剧和殉情情节。故事听起来完整，人物有名有姓，地点也似乎说得清楚，可一旦追问地方志、碑刻和文献出处，往往就难以核实。
这并不说明传说没有价值。它反映的是地方居民如何理解一处旧建筑，如何把墓地、书院和读书人的形象联系起来。只是不能把文学化叙事直接当作历史档案，更不能据此断定学校存在所谓“阴气”或“灾祸”。
一、乱葬岗并非都意味着神秘
“乱葬岗”这个词，今天听起来沉重，历史上却包含多种情况。
战争、灾荒、疫病和社会动荡时期，死者数量突然增加，很多人来不及按照常规安葬。无主尸体、外乡人遗骸和贫困家庭的死者，可能被集中埋在城外低洼地、道路旁或荒地中。
有的地方则是长期形成的公共墓地。那里并不一定发生过大规模灾难，只是没有条件修建墓碑，也没有家族后人持续祭扫。多年过去，坟丘坍塌，界线消失，最后只剩下“这片地埋过人”的模糊记忆。
中国近代经历过多次战争和社会变动，人口流动频繁，土地反复利用。旧墓地被农田覆盖，农田又被道路、工厂和住宅占用，并不是罕见现象。学校只是城市建设中的一种公共设施，当然也会遇到同样的土地转换。
在传统观念中，墓地是安葬亡者的地方，学校是培育学生的地方，两者似乎不能相容。可从土地管理角度看，真正的问题是墓葬是否登记、是否需要迁移、是否完成清理，以及建设前有没有进行勘察。
如果这些程序缺失，后续就可能留下争议。
有一位参与旧校区改造的管理人员曾说，施工前最麻烦的不是推土，而是确认地下情况。老住户知道哪里有坟，年轻人却说不清；有人要求保留祖坟，有人已经多年不再祭扫。土地一旦进入公共建设规划，个人记忆与公共需求便会发生碰撞。
“这片地以前有坟，能不能建学校？”
“只要按规定处理，关键还是工程安全和规划手续。”
这样的对话很朴素，却比神秘故事更接近现实。
学校建在旧墓地上，最需要关注的是文物、卫生、施工和权益问题，而不是把一切现象归结为鬼神。若涉及具有历史价值的墓葬，应当进行保护；若是普通旧坟，也应依法依规迁移或处置。把程序做扎实，才是对逝者和生者都负责。
二、城市往外长，学校也只能往外走
20世纪后半叶，许多城市面临一个直接问题：人口增加得快，学校却没有足够空间。
城区原有学校大多建成年代较早，校舍紧凑，操场狭小。学生人数增加后，教室、宿舍、食堂和实验楼都要扩建。可是，学校周边已经被居民区、机关单位、商铺和道路占据，想在原地大规模扩张，往往需要拆迁，成本很高，协调也十分复杂。
城市边缘的土地就成了更现实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不少高校和中等学校开始考虑向郊区建设新校舍。那时的城市边缘，常见农田、果园、荒地、砖瓦厂和旧墓地。土地价格、征地难度和基础设施条件各不相同，但相较于寸土寸金的老城区，郊外仍然拥有明显优势。
学校管理者看重的，通常是几件事。
地块要足够大，能够容纳教学楼、宿舍和操场；周边不能有严重污染源；道路能够修到校门口；水、电和排水问题可以解决；建设成本不能超出预算。
如果一块荒地符合这些条件，即使附近有零散坟墓，也可能进入备选范围。
当时的教育建设带有明显的扩张任务。学校不只是建一栋楼，而是要形成完整的教学生活区域。特别是高校，实验室、图书馆、礼堂和教师住宅都需要土地。老城区没有那么多连片空地，城市边缘便成为一种近乎必然的方向。
这也是“学校建在坟地”现象集中出现的原因之一。
有人把它解释为学校属“阳气重”，可以压住墓地；这种说法属于民间想象，并没有可靠依据。真正决定选址的，往往是土地能否取得、建设是否方便、规划能否通过，以及学校有没有扩容压力。
说得直白一些，当年许多建设项目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地方建”，而不是“这块地过去叫什么”。
城市规划本身也有滞后性。一所学校建设时可能位于城外，十几年后，周围住宅、商业街和工厂逐渐出现。原本偏僻的学校变成城区的一部分，旧墓地的痕迹也被道路和楼房包围。
这时人们回头再看，便会觉得学校“怎么偏偏建在坟上”。其实，学校和城市都在变化，土地的功能也在不断转换。
三、扩建留下的，不只是校舍
学校迁往郊区，解决了面积不足，却带来了新的困难。
早期新校区周边交通不便，学生往返需要较长时间；公共服务不足，教师生活也不方便。更麻烦的是，原有土地上的坟墓、宗族记忆和地方习俗，不会因为规划图上的一条线就自动消失。
有些地方在建设前完成了集中迁葬，有些地方只清理了地表坟头，却没有充分处理群众的心理感受。校舍建成后，学生发现操场角落还有石碑，或者校园围墙外保留着一片墓地，传言自然会出现。
“晚上别走那条路。”
“那边以前是坟地，听说有人见过白影。”
“别乱说，学校已经做过处理了。”
几句闲谈，常常比正式通知传播得更快。新生把老生的话当成经验，老生又把上届学生的说法继续讲下去。时间一长，传言逐渐脱离最初事实，地点可能被说错，人物可能被替换，细节却越来越丰富。
这是一种典型的校园口述文化。
学生集体生活密集，宿舍、教室和食堂之间往来频繁。夜间环境相对安静，考试压力又大，任何异常声响都可能被赋予特殊含义。旧建筑、空走廊、树影和停电，更容易成为故事的道具。
有意思的是，传言往往在学校最忙的时候传播得更快。考试前、毕业季、宿舍调整期间，学生压力增大，对未知的敏感度也会提高。一个普通的身体不适，可能被讲成“撞邪”；一场突发疾病，也可能被编入校园禁忌。
这不代表讲述者一定在故意撒谎。很多人只是把自己听到的内容继续转述，传到第三个人那里，故事已经发生了变化。
民俗学研究早已注意到，地方传说常常依附具体空间。桥、井、古树、庙宇、墓地和老校舍，都容易成为记忆的锚点。学校建在旧墓地附近，正好把教育空间与死亡记忆放在一起，传说由此获得了长期流传的条件。
四、一场猝死为何会被附会成灵异事件
一些校园故事里，常会出现教师突然死亡的情节。
比如某大学一座文科楼靠近古墓区域，楼内曾流传“血光之灾”的说法。后来，一名陈姓教授在校内突发疾病去世，学生中便有人把这件事与亡妻、白衣女子等传闻联系起来。
这类材料如果没有明确校名、年份、档案和当事人记录，只能作为民间传闻看待，不能当成已经证实的历史事件。
按照大纲所述，校方对陈教授的死因作出的判断是心脏病等疾病因素。既然缺少公开医学资料，就不应进一步杜撰他的年龄、具体职务、死亡日期，也不能把学生口中的说法写成事实。
但这类传言为什么会出现，仍然值得分析。
突发死亡会打破人们对日常秩序的判断。一个前一天还在上课、批改作业的人，突然不在了，学生很难立刻接受。若死亡地点又靠近墓地，空间暗示便会加重联想。
有人会说：“他身体一直不错，怎么会突然出事？”
另一个人接话：“那栋楼本来就不太干净。”
看似只是两句话，却完成了从疾病到灵异的解释转换。
人面对无法控制的事件时，常常会寻找一个能够迅速理解的原因。医学解释需要检查、诊断和证据，传言则只需要一个熟悉的故事模板。将猝死解释为“被亡者带走”，在情绪上比承认疾病突然发作更容易让部分人接受。
当然，这不是为传言辩护。恰恰相反，越是涉及死亡，越不能用未经证实的说法替代事实调查。把疾病死亡说成鬼魂作祟，不仅歪曲当事人的经历，也可能让真正需要关注的健康问题被忽略。
学校如果遇到类似事件，应及时说明情况，保护师生隐私，避免信息真空。越是含糊，越容易给传言留下空间；越是尊重事实，越有助于恢复正常秩序。
五、坟地改成校园，真正难的是“看不见的边界”
推平坟头并不等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一块旧墓地变成操场，地表功能改变了，但地方居民对它的记忆仍然存在。有人记得祖辈曾葬在那里，有人知道某个土坡过去是坟，有人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学校建成之后，这些零散记忆会以口述方式继续存在。
学校环境改造通常包括道路铺设、绿化、排水、围墙和照明。原先杂乱的地块经过规划，能够变得整洁、安全，也方便教学活动。对学生而言，新的树木、篮球场和教学楼构成了校园日常；对附近居民而言，这里依旧带着旧地名和旧故事。
两种记忆并不一定冲突。
真正需要避免的是粗暴处理。若建设方只把旧墓地当作一块普通空地，忽视迁葬、告知和地方习俗，工程结束后仍可能留下纠纷。反过来，若把一切都神秘化，又会阻碍合理建设，把正常的土地利用变成长期恐惧。
在一些旧校区改造中，学校会保留具有历史价值的碑刻或遗址，设置说明牌，明确其来源和年代；对没有保存价值的普通墓葬，则依照相关规定处理。这样的方式，既不把墓葬神化，也不把历史痕迹彻底抹掉。
校园文化也会随之变化。
过去，学生可能把旧坟地当作禁区；后来，随着照明、道路和管理完善，那里变成绿地或运动场。空间用途改变后，人的行为改变，传说的生存环境也会缩小。
这说明，所谓“学校压住坟地”的说法并不准确。改变校园气氛的，不是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而是规划、照明、管理、教育和日常生活共同作用的结果。
六、学校位置重要，但从来不是教育的全部
把学校建在旧坟地上，确实可能引发文化上的不适，也需要认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但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会由土地过去的用途直接决定。
一所学校能否办好，取决于师资、课程、管理、图书资料、实验条件和学生培养方式。校园面积大，不等于教学质量高；建筑新，也不等于教育理念先进。反过来，老校舍狭小，也不必然阻碍优秀教师培养人才。
历史上，许多学校都经历过多次搬迁。校址变化，往往对应着人口增长、行政区调整、产业发展和教育规模变化。今天的校园可能建在过去的农田上，明天的城市又可能包围它。土地功能不断变化，这是城市发展的常态。
至于“十个学校九个坟”，更适合把它看成一种民间概括，而非真实比例。它之所以有传播力，是因为不少人确实在校园里见过旧坟、残碑或荒冢，也因为学校本身承载着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但记忆不能代替证据。
能够确认的，应当查地方志、建设档案、土地资料和考古记录；无法确认的，就明确说是传闻；涉及死亡和疾病的事件，更要尊重医学结论与当事人隐私。
学校从旧墓地、荒地和城郊中生长出来，背后见到的并不是一条神秘规律，而是土地反复利用的历史。坟墓曾经属于死亡，校舍后来属于教育，二者在空间上相遇，才形成了这类复杂而耐人寻味的地方记忆。
来源：嘉琪历史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