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0日星期日

学生说从没见过象我这样好的老师

文: 楚原/明慧网

我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是一位高中教师,从读高中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有二十一年了。现在和大家说说我修炼后如何牢记师父的教导,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做事的一些片段。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象您这样好的老师!”

作为老师,工作中经常要和学生及家长打交道,我牢记师父讲的:“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转法轮》)在工作中,我严格要求自己,善待每一位学生和家长。

我刚上班时,每月工资只有四百多块钱,有一次一个家长送了我一个红包,里面装着二百元钱。当时推脱不掉,就暂时放在旁边,正在想如何处理。正好旁边班上有一个学生得了重病,学校号召全校师生为她捐款,我就默默的把红包里的二百元钱捐了,当时其他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学校管捐款的老师以表扬的方式公榜,全校师生才知道捐的最多的是我。我就借此向全班同学郑重声明:“不义之财不可取,老师不会因为任何人送礼或不送礼而对你们另眼相看的。大家回去跟爸爸妈妈说,不要再给我送礼了。”顺势从重德的角度跟学生讲了大法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都用敬佩的眼光注视着我,教室里不时的响起热烈的掌声。

有一年,在高考前的几个月,一个家长用信封包了两千元钱给我,要我多督促他的孩子。我告诉她,她不需要这样做,我也不接受,可这个家长说什么也不收回去,一再恳求我收下,眼里充满了焦虑和渴盼。我知道家长不了解我的为人,心想:我如果现在把钱还给家长,家长心里肯定不踏实,会乱想,不如等高考结束时再还给她,这样家长也放心了。于是,我就收下了信封。回去后,我仔细的用橡皮筋把信封捆好,放在抽屉里。

高考结束的那天,这个家长来学校帮孩子拿行李,我赶紧将那个信封还给家长。家长被我的举动弄懵了,不知所措。我对她说:“作为老师要对每个学生负责,这是教师的职责。而我是修炼人,必须按修炼人的原则要求自己。您的心意我接受了,钱我不能拿。当时硬还给您,怕您心里有别的想法。现在您把钱拿回去用在该用的地方吧。”

听了我的话,这位家长满脸惊讶和感激,钱拿回去了,一再的感谢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象您这样好的老师!”

由于邪党迫害,我被迫离开了原来的学校,在一所私立学校担任中层领导,学校的课本、资料的预订、分发、补订等都是由我负责。有的学生需要补订资料,我就一个个登记造册,补订多少,金额多少,先后三次把收到的几千块钱上交到财务室。每次我去交钱时,会计都会用惊讶的语气对我说:“现在这个社会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收到手的钱还交公!我真是服了!”

一次我被当地邪恶的“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人员绑架劫持到洗脑班。我班的学生多次找校长要校长把他们的好老师找回来;有的联名向校长递交意见书;有的学生因为我不在,变的逆反,不服从其他老师的管理,说“我们要我们以前的老师”。

一次,“六一零”单独找我班的学生调查我,有学生偷偷跑来给我报信:“老师,门卫那里有坏人在找您,您快点走!”后来学生们跟我说调查情况:“我们都说您很好,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象您这样好的老师!”“他们要我们说您的坏话,我们都没有说!”

明白真相后的学生们心中自有一杆秤,知道如何去判断是非善恶。毕业多年后,这些学生还经常回来看望我,感慨的说:“高中时最幸运的是碰到您这样的好老师!”

“国家这样对你们,太不应该了!”

有一年我被当地“六一零”人员劫持到看守所。刚被关進去的时候,经常发生刑事犯打人骂人、克扣饭菜,恶意侮辱人以及有的犯人抑郁自杀等恶性事件。所有在押人员的生存条件都很恶劣,特别是善良的大法弟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更是难上加难。

那个看守所每个月都要举行一次演讲比赛。我就利用这个条件,针对看守所里种种不好的现象写文章,用《转法轮》中的某些理和自己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化解刑事犯心中的暴戾。时间长了,逐渐化解了这些人心中的迷惑与苦闷,他们当中某些人的本性也在复苏。每次在我演讲时,会不时有人大声喊:“好!”或爆发出阵阵掌声。回到监室,每个人都向我翘起大拇指。有的在押人员对我说:“你写的真好!我听了心里舒服多了,我就喜欢听你讲那些故事,真好!”

在监室里,他们再也不干涉我炼功了,反而不断提醒督促我炼功;吃饭时都给我加菜,说:“你是功臣,这是你应得的!”

慢慢的,看守所里打人斗殴的事情少了,克扣饭菜的事情少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我成了看守所里的“名人”,谁都知道看守所里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师,水平很高。走在走廊里,会听到从其它有监室里传来问好的声音。

管监室的狱警也觉的很长面子。看守所里的其他狱警有的也把我叫去和他们聊天。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跟这些警察讲大法真相。上至看守所所长,下到一般狱警,以及看守所伙房的师傅、司机、打杂人员,都在不同场合听我讲过真相。许多狱警和勤杂人员都在不同场合夸赞:“还是炼法轮功的人好啊!”

一次一个狱警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让我帮她处理一些账目。在两个小时内,我给她详细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她默默的听完,最后感慨的说:“我觉的国家这样对你们太不应该了!”我被她的本性中的善良感动,顿时热泪盈眶。

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几百天里,几乎所有和我关在一起的人都听我讲过真相,而且大多数都做了“三退”,好多人在明白真相后都表示要学法轮功,纷纷询问出去后怎么和我联系,有的一直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们家是托了大法的福!”

大学读书时,我们班有三位同学和两位老师是同修,在学习、生活中,我们都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周围的同学有的经常会拿起大法书看,明白大法真相,对我们炼功很支持。

邪党对大法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开始后,我的这些同学都没有参与迫害,而是在一旁默默的关注着我们,为我们担心。十多年后重聚时,讲起大法真相,这些同学都说:“你们就是我们身边的真实例子,我们怎么会去相信电视上的谎言呢?”

我父亲五十岁左右时,得了血吸虫病,后来身体一直很虚弱,有的时候连走路都成问题了。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父亲时刻处于恐惧与担忧之中,脾气很坏,身体更差了,极度虚弱。算命先生都说父亲闯不过六十二岁这个坎。我回家后,给父母详细的讲了法轮功真相,父母都明白了,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父亲的身体很快好起来,人有精神了,脾气也比以前好多了。现在他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还能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家里人都说:“我们家是托了大法的福!”

岳父、岳母也炼法轮功。我们经常向亲戚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遇难呈祥。我的两个姐姐还请了《转法轮》。有一次,三姐和姐夫专门找到我说:“你前几年给我的护身符,我一直带在身边,这几年我们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生意好多了,赚的钱比以前多多了。”我给他们的护身符在搬家时掉了,让我再给我们一个。

大姐和姐夫以前在外地开美容店。受社会道德下滑的影响,现在国内很多美容店都在做不正当的生意,大姐夫妇俩也不例外,赚了很多不干净的钱。我经常劝导他们:做这样的生意不好,是在损德,在给自己造业。后来,他们关了门店,回家做起了小本生意。大姐经常说:“以前我们做的生意确实不好,看来你们学的这个功真不错!”

我妻子的奶奶很相信大法,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后,就捧起《转法轮》看几个章节,还经常敬师父,一有空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现在奶奶九十五了,每天上午做针线活,下午出去溜达。有一次过马路被摩托车撞了摔倒在地上,脚后跟的骨头破裂,在医院缝合、打石膏,观察了七天就回家了。奶奶和家人都没有讹诈肇事者,回家躺在床上每天听师父讲法录音,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两个多月后,奶奶就能正常的下地行走,现在走路不需要拄拐棍。周围的人看了,都说这老太太恢复的真好,奶奶很明白,说自己是得了大法之福。

法轮大法的无边威德如一股清泉荡涤着世间的一切污垢,掸去众生本性上的封尘。当历史翻过这一页,随着邪恶的灭亡,它强加给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一切诬陷谎言终将会被清除,大法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三界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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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点”五上将:“最有故事的人”和“最受信任的人”

习近平晋升五上将:高津(左)、韩卫国(右)、刘雷、于忠福、王家胜
习近平晋升五上将:高津(左)、韩卫国(右)、刘雷、于忠福、王家胜

记者/主持人:韩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八月一日之前晋升了5员上将。其中,中共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高津刷新“最年轻现役上将”记录,中共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则打破至少两项上将晋升惯例。

在上周五(7月28日)的中共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上,习近平向5个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了命令状。他们是: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陆军政治委员刘雷、空军政治委员于忠福、火箭军政治委员王家胜、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高津。

凭年龄多次创纪录的高津

生于1959年4月的高津成为中共最年轻上将,刷新了由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乙晓光上将创下的记录。乙晓光生于1958年6月,比高津年长10个月。

高津出身军人家庭,长期在中共第二炮兵部队(简称二炮)服役,2006年任二炮第五十二基地副司令员时,晋升少将军衔;2009年升二炮第五十二基地司令员;2011升任二炮参谋长。

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2014年初被调查,另一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随即也出现涉腐传闻。在这一年年底,习近平对军队高层进行了人事大调整,清理军中徐才厚、郭伯雄势力,以及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凭借父荫在成都军区建立的人脉。

过程中,习近平的“子弟兵”逐渐成形,主要包括出身第三十一集团军、南京军区、二炮第五十二基地的将领。

高津就因此在2014年先调入中共总参谋部,任总参谋长助理,同年底升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跻身正大军区,并创下多个记录:

一是超越乙晓光,成为中共现役最年轻的正大军区级将领;

二是成为首个出身二炮的军科院院长;

三是成为军科院史上最年轻的院长。

他也因此被国内媒体称为该轮调整中“最有故事的人”。

在习近平军改中,高津于2015年12月出任中共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

值得注意的是,高津还是此次获晋升的五上将中,唯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他有望在中共上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习近平“嫡系”韩卫国

1956年出生的韩卫国,曾常年服役南京军区,也是习近平“嫡系”,而且被认为最受习的:他不仅在2013年底调入北京军区,任副司令,而且在2016年2月五大战区成立伊始,就被任命为中部战区司令员,掌控京畿要地。

当时韩卫国还是五个战区主官中,唯一从副司令员职位上拔擢的战区司令。

在五大战区成立前,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张仕波。他被认为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一手提拔的人,据说他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职位,也是徐才厚特意安排的,所以在徐被开除中共党籍后没几个月,习近平就把张仕波调任国防大学校长。

韩卫国主掌中部战区的同时,也肩负了清除张仕波势力的“任务”。由此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对他的信任。

习近平这次授韩卫国上将军衔,打破了几项中共常规:一般而言,晋升中将满4年、担任正大区级职务满2年后,才会被考虑“选升”上将,但韩卫国2015年7月晋升中将,至今才两年,担任正大战区级职务也仅一年半。

这与习近平。

此次晋升的另外三员上将也都是“55后”。而且,除于忠福在2015年7月出任中共空军政委至今之外,其他四人都在军改后履任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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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严打走私 “朝鲜水产公司负责人因走私古董而被中国驱逐”

▲右侧的船上印有朝鲜国旗,可能是朝鲜国营水产公司的渔船。一般用于捕鱼,但暗地里也开展走私活动。照片摄于今年4月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和平安北道新义州之间的鸭绿江上。/照片=DailyNK

据悉,6月中旬,朝鲜某一水产公司负责人向中国走私古董的过程被 中共警察逮捕。

6月19日,中国海岸110巡逻队突然出现在辽宁省的安民港。巡逻队获悉叫金光元的人和两名朝鲜人员走私古董的情报后开展了逮捕行动。

26日,中国当地消息人士跟DailyNK通话时表示:“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古董,到处询问买主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并被匿名举报了。”

金光元一行在安民派出所接受了三天的调查后转移到朝鲜新义州保卫部,据悉正在接受调查。如果在中国走私被抓而遣送回朝,也会像脱北民那样受到处罚,但因为是经济犯罪,受到的处罚力度小于试图逃到韩国的脱北民。可是如果注重国际社会眼光的金正恩认为损坏了国家形象,就会受到严肃的处罚。

据消息人士介绍,金光元靠走私赚了钱,并于四五年前在鸭绿江下口附近建设了一个小浦口,担任了负责任。

因此,金光元可能是以隶属于人民武力部或者侦察总局、人民保安省等权力机构为条件,投资建设了水产公司并当了负责任。在朝鲜,水产公司负责人一般向隶属机构缴纳一定利润为条件,获得捕鱼权或在默许下进行走私活动。

最近 中共当局加强了取缔走私的力度,但金光元等人还来到中国当地进行古董生意,可见是为了完成朝鲜当局下达的赚外汇的任务。

之前,大部分朝鲜水产公司负责人们在中朝共同水域向中国渔船销售水产品的方式完成了外汇任务,可是在中国严厉打击走私的措施下失去了销路。所以金光元等人很可能是为了筹备不足的外汇,只好来到中国销售古董了。

而且负责人亲自到进行走私说明严打走私的影响非常大。中国为了表现出认真履行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的意志,最近在中朝边境地区开展了严厉打击走私的活动。多数消息人士也表示,从5月份开始丹东市也以公安和边防大队为核心集中打击跟朝鲜的走私行为了。

消息人士说:“最近由于严打,(鸭绿江下口的中国管辖水域)没有大型船只,偶尔只能见到几艘小型走私船只。”“如果被中国巡逻队抓住,就要罚款两万元人民币。”

据悉,随着中朝关系的紧张,朝鲜当局也对渔船加强了。平安北道消息人士说:“今年5月开始这里也加强了捕鱼管制,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打击。”“因为朝中关系变得紧张,警备队对渔船的也变得非常严了。”

来源:Daily 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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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会说话:中国老兵该怎么活?中国新兵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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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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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群体灭绝》揭露绝无仅有的罪恶

来源: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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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医疗群体灭绝》(Medical Genocide)是“中国器官摘取研究中心”(China Organ Harvest Research Center)的一部新作。视频以强有力的证据揭示了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爆增、且供体源源不断的秘密。观众看到:在大陆器官移植产业直线成长的背后,隐藏着种族灭绝的血腥和罪恶。 17年来,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猛增,器官供体源源不绝,吸引世界各国的病患前往。在巨额的商业利润背后,有许多疑问浮现:中国每年的死刑犯人数只有数千名,国内器官捐献制度极不完善,捐献者少之又少,大量的器官究竟从何而来?为何唯独在大陆,器官的等待如此之短?官方说辞为何与实际情况不符?

视频:《医疗群体灭绝》(Medical Genocide)(“中国器官摘取研究中心”制作)

十年调查

2016年6月22日,三位海外独立调查员发布了680页的关于强摘良心犯器官的最新报告,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三位联合作者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至10万例,远远超过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在过去15年中,在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调查员之一、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据我所知,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政府,以工业化的程序谋杀公民,售卖他们的器官。”

另一位调查员、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说,大陆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之多,令他惊讶,“比官方数据多出六到十倍。”

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谴责器官的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良心犯的器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随后,美国国会、英国议会、欧洲议会、加拿大议会等都相继举行了听证会。世界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刊载关于中共活摘罪行指控的新闻报导,中共罪行进一步被曝光。

11年前,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由证人在首次曝光。随后,“追查国际”和独立调查员展开了十余年的调查工作,累积了大量证据,确认中共活摘罪行的真实性。

2006年,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出版了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20,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7年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大屠杀》。他表示,他与乔高和麦塔斯通过不同的调查程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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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出版了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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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深记者伊森·葛特曼,10年来致力于独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出版了《大屠杀》一书。

令人震惊的数字

调查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规模以及受难者的数量,复杂而艰巨。多位调查员经过十年的调查取证,把细碎的证据一点点拼接起来。其中,中共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等信息透露了许多内幕。

例如,2013年9月,北京大学器官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继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说:“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

针对这一条消息,独立调查员进行了交叉检查。他们对照医院的职员数量、病床数量、相关研究刊物、媒体报导、免疫抑制药物的采购量等,最后证实,4000例的数字是真实的。

葛特曼举了另一个例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有大约500张器官移植专用病床,在医院的内部信息显示,这些病床的使用率达到131%。这意味着什么呢?葛特曼解释说,以20-30天的平均住院期来推算,此医院一年进行的移植手术约为5千例。

这两家医院只是冰山一角,因此,显而易见的,仅仅几家医院的移植数量就轻易超过了中共官方所宣称的每年实施1万例器官移植的手术量。

在2007年,大陆有上千家医院向卫生部申请,希望能继续进行器官移植操作,最后只有169家医院获得批准。这说明,有上千家医院已经符合了卫生部所规定的器官移植所需具备的条件。

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曾告诉陆媒,“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十倍, 2005年又翻了三倍。”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在2011年对媒体说:“肝脏移植我们现在做的数字是全世界最多”。

在纪录片里,编导对照了美国的肝移植数字: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肝移植总量大约为每年6千例,而这个数字不过是中国几家医院的移植量总和。

2001年以后,大陆不断兴建新的器官移植医院、器官移植大楼、增添新病床,而移植手术的实施数量也随之年年增长。最新活摘调查报告显示,从2000年至今,仅中共批准的169家移植医院,就可能完成了上百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并不包括其他许多家也在进行移植手术、但未获官方认证的医院。

国家驱动的产业

“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辅助中心”在其网页列出了针对外国病患的器官价格–15万美元,肾脏6万美元,眼角膜3万美元。乔高评说,这项产业每年可带来90亿到100亿美元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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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特曼提到,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薄熙来的副手王立军,就曾创办人体器官移植的心理课题研究中心,还获得奖项。2006年9月17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王立军教授和研究中心还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了基础研究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液。”

当时王立军在颁奖典礼的讲话中透露,他们的研究中心就是为器官移植提供器官供体。他说:“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

“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辅助中心”的网页上还提到:“在全国范围内,每年肾移植手术例数多达5000件以上。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

按需移植

超短的供体等待时间,是大陆器官移植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中国肝移植注册2006年度报告中提到,在当年实施的肝移植手术中,26.6%、即1150例的肝移植是急诊手术。也就是说,找到供体的时间只有几天甚至若干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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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和加拿大,肝移植的等待供体时间为几年,而大陆则只需要几周。

以色列著名心脏外科医生雅各?勒维(Jacob Lavee)讲述了一个病例:2005年,他的一位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告诉他,以色列保险公司安排他去中国换心脏,手术已经安排在两周后进行。勒维教授觉得不可思议,移植心脏的手术怎么能够提前确定日期呢?难道说,有一个人要被杀死吗?结果,那位病人真的在预定的那天换了心脏。

2007年,昆明肾脏病医院介绍该院肾移植手术的优势时,提到一点:“本中心每周都有器官移植手术,是全国唯一开展供体找受体的器官移植医院”,还说:“若不成功,做到成功为止,不再收取手术费用。”

2006年,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题为“再次肾移植影响因素探讨(附50例报告)”。论文引用的50个病例,都分别接受过2次、3次或4次肾脏移植。

在中国东北,国际器官移植网络支援中心的问答页写道:“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

乔高提到,曾有一位病人从海外两次去大陆进行换肾手术。第一次,院方提供了4付肾脏,但是都不匹配。第二次,他又得到了4个肾脏,第4个总算配型成功。这意味着,有8个人因此遇害。乔高指出,“按需杀人”的器官移植就是反人类的罪行。

受害者与新式群体灭绝

中共当局声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后来又改口说是志愿捐献者。国际组织估计,中国的死刑犯每年只有数千名,而且自2000年开始下降。而中国传统讲究死后保留全尸。2010年以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器官捐献机制,即使在今天,捐献数量仍然非常有限。因此,这两个所谓的器官供体来源根本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器官移植数量。

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起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是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少量的进行。后来,开始使用良心犯的器官。

葛特曼介绍说,中共在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数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陆续赶到北京,为法轮功鸣不平。他们被抓捕、关押在看守所。为了保护亲友不受牵连,这些学员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和居住地,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因此,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囚禁,然后悄然失踪。

麦塔斯表示,中共镇压法轮功学员的政策是“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活摘器官正是肉体消灭的一种手段。他提到,众多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接受体检和验血,就是为器官配型作准备,没有其他的解释。

葛特曼说,法轮功学员如拒绝转化就面临死亡,如不出卖朋友,也会受到死亡威胁。这是国家策划的群体灭绝罪。“我们没有想到,在纳粹大屠杀之后,会出现这样的医疗腐败。” 受训救死扶伤的医者,怎能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

雅各?勒维教授表示,人们应该做的,首先是了解事实。调查报告、书籍、事实,就摆在眼前,去阅读吧,而后你不得不信。他希望,所有的医生都行动起来,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

在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的积极努力下,自2008年以来,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通过立法,禁止本国公民赴中国大陆进行器官移植。

美国343号决议案的联合发起人、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曾说, “我深信,这场对法轮功的灭绝式镇压将被视为一种最深重的恐怖。”

在影片结尾,葛特曼说:“这是新的形式的种族灭绝,而且是通过社会上本来最受尊敬的成员加以实施。这是时代的一个重大考验,我们再也不能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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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中共活摘器官 日本是最大客户?

来源: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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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产经新闻》对进行了报导,指中共活摘“政治犯”等囚犯的人体器官进行贩卖,有不少日本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了解中国器官贩卖实情的一些日本媒体人,准备在今年秋成立“中国器官移植慎思会”,希望促进日本政府立法,禁止日本患者前往中国接受器官。

器官疑似来自法轮功

“强行活摘健康囚犯的器官进行买卖,而所谓‘囚犯’也都是那些被中共指成反体制的人士或所谓的政治犯。据悉这种器官买卖已经成为中共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

这是7月21日于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会馆召开的慎思会发起人的会议上,外交评论家加濑英明开门见山地点出中国器官移植的实质,要求日本政府必须正视中国器官移植的问题,认真作出对应。

对中共贩卖器官实情有详细了解的日本记者野村旗守表示,中共官方对外公布的器官移植手术只有一万例,但根据加拿大的律师多年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每年就有6万—10万例。中共对外公布说器官供体来自死囚犯,但中国每年的死囚犯也顶多几千人,两个数字相差太大。

野村旗守表示,器官供体来源于被中共镇压的法轮功学员,以及被当作政治犯而被捕的维吾尔族和藏族人士。他们的器官被强行活体摘取后进行贩卖的可能性极高。

日本人前往中国做移植手术

《产经新闻》的报导引述加濑等发起人的话表示,这样的器官买卖不能说跟日本毫无关系。

根据日本器官移植网的资料显示,至今年6月末,等待提供及肝脏等器官移植的患者,在日本国内达13,450人。有部分患者支付高昂的金额前往海外接受移植手术,在中国就有主要接待日本及韩国患者的医院。

海外有不少国家已经明文规定,禁止前往海外接受器官移植。而在日本虽然拥有禁止器官买卖的法律规定,但并没有禁止国民到海外接受移植手术。

加瀬表明了慎思会的目的是:“因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中,日本人被认为是最多的,希望能尽快制定法规,禁止国民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

但是,前往海外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日本患者的具体数字不是很清楚,因为,之中有不少是黑社会参与的交易。

2008年国际器官移植学会通过《伊斯坦堡宣言》,禁止器官商业贩卖和搞器官移植旅游(Transplant Tourism)。在这个宣言通过之后,上有超过100个国家强化了他们对于器官捐赠的国内法律,反对商业化器官移植与器官移植旅游。

在今年2月罗马教皇主办的国际科学会议上与会者宣言,号召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杜绝器官买卖。

不过,加濑也表示,虽然没有掌握到日本患者接受器官移植“旅游”的实际数字,“但了解有数百人的日本旅游团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加濑表示,慎思会今后将会搜集这部分患者的信息进行实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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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日媒:中共活摘器官 日本是最大客户?

金正恩“大礼”已可送达华盛顿 中方回应措辞有变

朝鲜第二次试射洲际导弹
朝鲜第二次试射洲际导弹

/主持人:韩梅

朝鲜上周五(7月28日)深夜进行了第二次洲际导弹试射,与三周前的首次洲际导弹试射相比,出现了多个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射程已可覆盖本土。就此作出的回应也与以往不同。

中共外交部昨天(7月29日)在官网发表答记者问,称中方反对朝方违背安理会决议和国际社会普遍意愿进行发射活动,敦促朝方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停止采取可能导致半岛形势进一步紧张升级的行动,并希望有关各方慎重行事,等等。

与它在7月4日朝鲜首射洲际导弹后的回应相比,措辞上出现了两大变化:

一是本次直接要求朝鲜“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7月4日的表述仅是劝喻朝鲜“不要再采取”有违安理会决议的行为,显然这次的命令意味较浓;

二来中共外交部7月4日还在呼吁“和平对话”,表示要“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必要条件”,但这次没有再提出“对话”一说。

这是否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修改对朝鲜的策略,仍有待观察。

朝鲜这次的导弹试射也异于往日:这是首次在朝鲜北部的慈江道兵工厂进行发射;发射是当地时间周六凌晨0点11分,是首次选择在深夜发射。

韩国庆南大学国防分析家金东烨认为,朝鲜之前在平安北道一带暴露导弹发射车,因此美韩一直关注那一地区的动静,这一回金正恩在慈江道发射可说是出其不意;深夜发射导弹肯定是考虑到美国东部时间,而且深夜时分,卫星也难看到导弹。

更重要的是,与7月4日首次试射相比,这次发射的“火星14型”具备更远的射程。

美国多个专家分析数据后表示,导弹若以正常角度发射,射程可达1万公里,将可覆盖美国大部分城市,包括西岸的洛杉矶、中部丹佛和偏东的芝加哥。

金东烨进一步指出,朝鲜可能已成功将头缩小至750公斤,射程逾1万公里不成问题,如加上地球自转因素,导弹甚至可击中纽约和华盛顿等东岸城市。

外界原质疑朝鲜导弹再入大气层能力和核武微型化进度,但7月的两次试射令专家大幅修正估计。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埃勒曼认为,朝鲜或能在今年年底成功发展可靠性可接受的洲际导弹。

显然今后美国和韩国对朝鲜的态度将做出重大调整。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7月30日)在推特发文炮轰北京本可很容易的解决朝鲜问题,却袖手旁观,表示“不会让这情况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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