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滑，企业家信心下降，与党政分离原则和民主科学决策的倒退密切相关。党中央负责战略规划，国务院负责政务，各自科学决策，形成权力制衡。但近十几年来，党中央以各种小组架空国务院权力，党中央直接指挥国务院，党中央直接代替国务院，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权力制衡机制弱化。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就要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根源，推动党政分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强化国务院自主的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职能，推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独立司法职能，推动言论自由之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等对党中央的权力制衡，避免权力失去制衡的集权专制灾难，以民主科学决策代替个人主观决策。”
温家宝：中国经济崩溃的根源是政治改革滞后，反腐败要有公正的法治规则
——摘自《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
导语：近期，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的北京资深学者拜访了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并与这位资深学者深入交流。然后，这名资深学者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改革方案与双方探讨，吸收多位党政军领导意见，经数位学者集体讨论，然后共同撰写此文，代表温家宝总理、党政军领导及学者们的集体意见，可以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参考。
现在，党政军领导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环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但却找不到解决方案，这让党政军领导陷入纠结和痛苦之中。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顾党政军民的利益诉求，切中党政军领导的心愿，非常符合当下中国全面改革发展的需要。
这个访谈全文名为《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总计有7万多字。考虑到文章过长，不利于媒体发表，因而把此长文分拆为七篇文章。本文是所分拆的第三篇文章，接前文：
第一篇：《温家宝：以报仇逼着中共维持专制暴政，还是放弃仇恨让中共主动改革》
第二篇：《温家宝：军队国家化护航中国民主改革，谨防民主多数人暴政的死亡陷阱》
（1）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败机制
北京学者说：由于中国缺乏自由民主法治环境，导致腐败比较严重。反腐败是必须的，但反腐败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腐败制度机制。只反腐，不改革，不消除腐败的土壤，就是在粪坑里拍苍蝇，苍蝇永远拍不完。在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反腐败经常就是政治斗争、政治清洗、集权专制，搞的党政军领导人心惶惶。许多党政领导秉持“不干事，也不出事”的原则，选择躺平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被耽误，这种荒唐的局面应当彻底改革了。
温家宝总理说：“制度环境决定腐败的程度。只有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建立民主选举、人民监督、媒体监督、制度监管、权力向人民负责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源上预防腐败。现在的权力体系缺乏民主选举，权力自上而下，官员升迁如同买官卖官，腐败必然严重泛滥。只有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从制度上保障权力来源于人民，依靠人民和制度监督官员，才能根治普遍的腐败问题。”
北京学者说：反腐败必须摆脱人治，让贪官调查贪官，反腐败就如同笑话。反腐败必须摆脱共产党专制，反腐败不能是政治斗争和集权专制的工具。因此，政府和军队反腐败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中共中纪委不参与政府和军队的反腐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渡阶段，中纪委由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仅涉及执政党领导人。建立公正的法治的制度型反腐败，结束人治型派系斗争式反腐败，尽快结束现在党政领导集体躺平的荒唐局面。
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一是靠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二是反腐败要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中国的党政领导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发挥较大作用，所涉及利益非常多，在当今物质主义时代，党政领导面对的利益诱惑与环境压迫非常大。由于中国党政领导队伍过于庞大，加上过去公务员低工资高福利的惯性，导致官员工资偏低。面对专制体制下升官买官的腐败需求，面对物质主义的生活压力，这必然导致大量腐败。逼着人像清官海瑞一样清苦，让人在买官卖官的专制体制下不腐败，这是违反人性的。可以说，党政军腐败的最大问题就出在党中央，但党中央又以反腐败的恐惧威慑党政军领导，这就等于让人踩着粪坑又不允许人身上有臭味，这是蛮不讲理的专制暴政。
解决腐败问题，我们有两条建议，一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建立消除买官卖官和权力寻租的制度环境；二是提高官员工资收入，实行高薪养廉，同时加强制度化反腐败机制，让反腐败更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我们建议，公务员减少一半，福利变工资，工资提高一倍或更多。官员数量减少，部分福利和公务开支变成工资，官员工资可以提升两倍或更多。比如，取消公务车和司机，直接变成领导工资。涉及重大权力与利益的领导，实行高薪养廉。比如，国家级领导年薪500万~1000万元，省部级领导年薪150万~500万元，厅局级领导年薪80万~150万元，县处级领导年薪40万~80万元。
与腐败金额及浪费金额相比，高薪养廉加制度化反腐败是社会成本最低的。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来说，激励措施良好的高薪养廉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国家投资。官员工资包括基础工资+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的考核包括政绩、政务、人民评价、清廉程度、重要事务处理。政绩突出、人民评价高的清廉官员，可以给予超额奖励。反之，则扣减绩效工资。比如，县长年薪40万元，基础工资是20万元，绩效工资是20万元。如果政绩较差、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涉及腐败、重大事故涉及责任，则绩效工资可以清零。如果政绩很好、真抓实干、作风清廉、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绩效工资可以翻倍，总年薪升至60万。如果政绩在全省领先、人民群众评价很高，总年薪可以升至80万。国家设立优秀县市领导大奖，对于政绩突出且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的县市领导，再给予百万奖金。
温家宝总理说：“从人性而言，高薪养廉+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腐败，减少社会的腐败损失和浪费损失，这对国家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依靠腐败升官，杜绝实际隐藏的各种买官卖官行为。涉及组织选拔的官员，要进行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加强公推公选，接受各界监督，以民主选拔机制杜绝各种途径的腐败升官。军队升迁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全体官兵参与推荐推选，接受公开监督，以民主选拔和民主监督杜绝花钱买官，将军队升迁变成按照功绩和能力升迁。通过公正透明的制度机制，才能安定官心和军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军队作战能力。”
（2）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北京学者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缺乏自由法治的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制约经济发展活力，人为的给经济社会发展制造枷锁，还导致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大量掠夺财富；二是中国超低生育率导致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摧毁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断送中国崛起的未来。
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低落，一是因为人口形势持续恶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在持续爆发；二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停滞与管制强化，自由与法治出现倒退，产权和企业自主经营缺乏保障，导致企业家和资本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导致外资撤资和企业家出逃，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下滑。
权力欺压和掠夺民营企业家的典型是河北孙大午案。孙大午在1985年创立大午农牧集团，1995年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之一。孙大午支持宪政民主，结识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时信仰儒家学说和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孙大午独创“私企立宪”，公司实施“私有，共治，共享”，与员工一起共治共享企业，就像私人企业的共产主义，为员工提供接近免费的医疗，为员工孩子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孙大午不愿向权力谄媚，导致孙大午与当地政府关系十分僵化，当地官员长期给孙大午穿小鞋、使绊子。
2020年11月，孙大午家人及公司高管等28人被河北警方暴力逮捕。2021年7月，高碑店市法院以专制方式强行判决孙大午有期徒刑18年。2022年4月，高碑店市法院将估值百亿元的大午集团以6.861亿人民币强行非法贱卖给权贵企业。一个爱国爱民的理想主义的著名企业家，不仅最终被专制统治暴政剥夺的一无所有，还身陷牢狱18年。令无数中国民营企业家心寒、恐惧、愤怒、绝望，乃至逃离中国。
2020年，过度防疫导致政治对经济社会管控严重加大，加上政策强调“内循环”和“共同富裕”，让很多企业家认为是闭关锁国和掠夺私有产权，导致企业家恐慌。2021年8月，中央高调强调“共同富裕”，同时对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集中整顿，导致民营企业家更加恐慌。2022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国更加严格的疫情管控，让民众和企业家更加恐慌集权专制的加剧。于是，2021年后，逃出中国的“润学”爆红，年轻人“躺平”文化流行，大量企业家移居海外，从中美洲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数量暴增。随后外资信心也大幅下降，2023年大量外资撤离中国，很多外资讨论撤离中国。
目前，由于专制体制与人口危机的双重因素，经济发展危机最严峻的是东北。一是因为东北的自由开放法治的环境更薄弱，民营经济发展能力较弱。二是因为近三十年东北在所有省份中的生育率最低，经济发展能力低下又加剧人口流失，导致东北提前面临老龄化危机。日本从1960年代开始陷入低生育率危机，导致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开始一蹶不振。中国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导致中国提前面临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让中国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东北更是提前“未富先老”，经济发展率先出现又老又穷的悲惨命运。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自由民主法治，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体系就会僵化，各种自由限制和侵犯产权就会扼杀经济活力，钱权结合就会垄断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共同摧毁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与生命力。东北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恶化，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有更早改革开放所创造的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比东北更加自由、开放、法治、开明、民主、透明、产权明确，进而吸引更多资本、人才、劳动力流入东南沿海。中国近十几年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和发展阶段，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停滞及自由法治的倒退，企业家、资本、人才等缺乏信心、希望与安全感，很多地方党政领导选择躺平不作为。”
北京学者说：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有两个大循环，一是生产创造与消费需求的循环，二是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循环。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消费就难以长期提升。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如高房价、国企垄断），民众收入不足、购买力不足、消费不足，生产力潜能就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引发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如果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物质再生产也终将不可持续，因为经济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机制破坏生育（如女权主义、女性过度参与就业），就会损害人口再生产，引发长期经济发展危机。对中国来说，民众收入不足和低生育率危机，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做好守门人，建立自由公正法治的规则制度，提供好基础设施服务，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弥补市场不足的地方，然后就是权力自律、无为而治、不乱干涉。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就是专制统治之下的最高权力采用文革化的方式粗暴干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让企业家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等挤压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因此，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干涉和权力寻租，促进自由民主法治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才能扭转专制权力对经济民生的损害。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滑，企业家信心下降，与党政分离原则和民主科学决策的倒退密切相关。党中央负责战略规划，国务院负责政务，各自科学决策，形成权力制衡。但近十几年来，党中央以各种小组架空国务院权力，党中央直接指挥国务院，党中央直接代替国务院，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权力制衡机制弱化。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就要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根源，推动党政分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强化国务院自主的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职能，推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独立司法职能，推动言论自由之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等对党中央的权力制衡，避免权力失去制衡的集权专制灾难，以民主科学决策代替个人主观决策。”
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被温家宝总理的警告所验证。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危机的制度根源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因此，拯救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一是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改革发展，以自由民主法治取代集权专制，以分权制衡取代权力失去制衡的灾难，以有活力的制度机制挽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二是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挽救经济民生压力，拯救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机，拯救中华民族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危机。
（3）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
北京学者说：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来看，马列主义左派专制统治严重侵犯人的自然权利，严重压迫思想言论自由，导致人的权利与利益严重受损，导致愚蠢与谬论严重泛滥，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西方左派自由主义不区分天使的自由和魔鬼的自由，打倒约束人性之恶的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道德价值观，释放自私、贪婪、任性、放纵、傲慢、自负等人性之恶的魔鬼，导致道德堕落和文明秩序解体，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必须警惕从马列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走向自由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
左宗棠说，“天下之乱，先乱其是非”。思想文化价值观的认知错乱，这是国家与文明自我毁灭的开始。近代以来，思想错乱基本都起源于傲慢自负的愚蠢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经济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民生高压力的历史根源。胡适、鲁迅、柏杨等思想文化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文化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损毁、道德堕落与超低生育率危机的历史根源。左派知识分子误导中国，其罪恶罄竹难书，其危害断送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巨大危险是，马列主义政治左派的深重危害还没有结束，自由主义文化左派的毁灭级危害已经开始。结束左派毁灭中华，就是拯救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
马列主义左派是破坏政治经济，这比较容易恢复。自由主义左派是毁灭文化，直接摧毁民族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自由主义左派比马列主义左派的危害更大。自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既有天理良知的自由，也有人性之恶的自由。自由不是没有约束，而是恰当自律之下的自主，人性之恶的自由不是自由权利。符合天理良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天理良知就是自由的最高法规。谬论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认识真理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由制度是保障天理良知的自由，遏制人性之恶的自由。
由于自私、贪婪、傲慢、自负、任性、固执、狭隘等人性之恶，绝大多数人的思维被人性之恶囚禁在井底，很多人的思维变了井底之蛙的局部思维，进而导致谬论泛滥。圣贤先知以光明良知克服人性之恶对思维的绑架，站在大历史时空思考天地万物之理而摆脱局部思维的谬论，圣贤先知以天理良知的大历史时空思维模式获得真理的智慧。因此，圣贤先知才能资格制定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维持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成为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真正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是圣贤先知的智慧，而不是人性之恶、专制统治、强权暴力等留下的历史糟粕。在当今各种思想谬论泛滥的时代，必然让圣贤先知重新引导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才能给灵魂和文明做出最佳指引。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制统治者，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真理。首先，真理是符合逻辑的深远认识，不同于人的肤浅认知，承认真理就往往是否定自己的肤浅认知，傲慢、自负、虚荣、顽固、狭隘等人性之恶的情绪让人厌恶真理。第二，认识真理需要天理良知克服人性之恶的井底之蛙思维，人的品德不足就会导致智慧不足，也即人性之恶蒙蔽良知。第三，真理是以整体长期的视角看问题，真理往往与短视的局部利益相冲突，导致普通人和专制统治者都不喜欢真理，经常是圣贤先知在孤独的坚守真理。第四，左派打着自由、解放、平等、进步、博爱、民主、多元、包容等道德旗号，推广各种左派思想，很容易误导人心。同时，坚守圣贤先知所发现的真理，却被左派污蔑为落后的保守主义。传播谬论成为时髦，坚守真理成为保守。人心被误导，文化被破坏，道德被解体，文明被摧毁。
人不仅经常不喜欢真理，连真话都难以接受，经常是痛恨真话。所以中国古语说“真言逆耳”，人几乎天生不喜欢听真话，而是喜欢听假话。越是骗人的谎言，越是违背真理的谬论，就越能得到传播与认可。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无论自由制度还是专制制度，真理一直失败，谬论一直横行，各种左派思想一直泛滥，导致中国近百年的诸多悲哀，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及人性之恶所导致的。
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左派就开始通过言论自由祸害中华，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危机。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同样也是左派通过言论自由而传播谬论，导致文化解体、道德堕落、低生育率危机，再通过引进黑人穆斯林，彻底颠覆西方文明。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如果处理不慎，就会导致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巨大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危机。现在，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网络博主，他们都能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通过误导人心而获利，这远比贪污腐败、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这直接破坏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言论自由可以让真理获得自由，也让谬论获得自由，经常是谬论更泛滥，这是人的愚昧无知与人性之恶所决定的。专制让真理没有传播的自由，同时又传播专制的谬论，因而专制让真理更失败。无论是自由社会，还是专制社会，真理经常被逆向淘汰。解决真理与言论自由的逆向淘汰困境，必须由坚守天理良知的圣贤守卫真理，让天理良知驻守灵魂。儒家思想的标准就是“天理良知”，“阳明心学”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的标准。因此，要让真理获胜，必须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文化教育主导，让思想言行坚守“天理良知”的“阳明心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
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必须找到真理中道，才能避免中华民族再次在阴沟里翻船。从政治来看，儒家的“贤能民主”以制度机制和思想文化共同遏制权力的人性之恶，以共和制的贤能治国实现最大的仁政，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理中道。从经济来看，儒家的“义利合一”禁止权力和资本没有仁义的自私最大化，将利益和道义结合起来，防止权力和资本掠夺性的攫取利益，就是经济民生的真理中道。从思想文化和言论自由来看，儒家的“天理良知”将科学性与神圣性结合起来，让灵魂和文明发展实现“止于至善”，就是思想文化的标准和言论自由的真理中道。儒家切中真理中道，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研究天地人神万物万灵之理，实现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以达“止于至善”的最伟大目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传习录》等儒家经典，都深刻体现了来自“天理良知”的伟大智慧。
中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既要有真理与真话的自由，又要有对谬论与谣言的限制。否则，各种思想谬论泛滥，就会摧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导致毁灭国家与文明的制度陷阱，就会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因此，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改为“思想文化宣传部”（简称“文宣部”），归属“资政院”和国务院领导。互联网、媒体、出版、教育、文化等，都应归属国务院领导，都由“资政院”进行指导。“资政院”汇集德才兼备的圣贤先知级学者，领导规划民族与国家的大战略，探寻国家与文明的发展方向，奠定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引导教育、文化与思想舆论的正确方向。
近年来，党中央以专制方式粗暴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把讨论中央决策当作“妄议中央”，导致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限制仅次于“文革”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最严重的专制暴政。真理是越辩越明，批评党中央就是让党中央兼听则明，而不是陷入偏听偏信和独裁专制的愚蠢。党中央企图封锁互联网，严控网络翻墙，打击说真话的人，就会让人更加联想到文革化、朝鲜化，进一步激发恐惧、绝望、躺平、出逃，反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将进一步恶化，继而更加危害政权安全。实际上，思想言论管的越严，人民越愤怒，政权越不稳定。让人民骂一顿，人民怒火消一些，反而有利于政权安全。打击真话，封锁真相，数据造假，妄图以宣传“中国经济光明论”欺骗民众，只能进一步加剧不信任，导致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崩塌。
实际上，试图以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来维护中共政权，试图以专制暴政维护中共长期统治，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有害的，严重祸害中华民族，也让中共领导人罪恶深重，最终遭到历史、人民与神明的审判。建设“贤能民主”的科学制度，建立“义利合一”的民生经济，建立“天理良知”为指导的思想文化与言论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才能符合历史的长期选择，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以仁政的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这才是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伟大选择，也是中共领导人造福自己和无愧历史的伟大选择。
温家宝总理说：“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制度确实是关乎国家与文明的命运。如何让真理得到自由传播，如何让有害谬论被限制，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言论自由。绝对自由放任的言论自由，任由危害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谬论泛滥，这是严重不负责任。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而严厉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严重有害的。目前，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已经严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矛盾。人民的民主权利被限制，民主决策难以推进，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沦为空谈，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事业。尽快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让人民的声音发出来，让学者的智慧释放出来，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与危机。”
北京学者说：我有一位很有智慧潜力的学生，因为网上发表文章，被政治警察和国安警察威胁恐吓，连在国内无法出版的书稿都被警察强制删除。他非常伤心绝望，愤怒的出国了，再也不愿待在专制的电子监狱高墙之内。他宁愿在澳洲农场干体力活，也不愿在国内做体面的工作，等于是中共专制环境毁掉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思想人才。我的思想也是迟迟无法发布出来，不少学者朋友积累了多本书稿都无法出版。我为我感到可悲，我为我的学生感到可悲，我为千万学子感到可悲，希望中国尽快结束这个历史级的大悲剧。给智慧以自由，给国家以希望，为人类文明带来智慧的光芒，但愿这智慧的光芒不再被专制统治的乌云所遮蔽。
结语：关于本文的说明
《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的作者北京爱国学者拜访温家宝总理，所谈话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经济与人口问题，温家宝允许发布他想要表达的相应思想观念。其他方面是学者后续集体讨论所增加内容，因为学者的书稿无法出版，思想也无法在网上发表，只好借此表达一些拯救中华民族未来的重要观念。本文等于是温家宝总理观念与学者集体思想的混合体，未经温家宝最后审阅。与温家宝观念不一致的部分，温家宝所要表达观念之外的部分，仅代表学者观念。由于本文后续加了很多学者集体讨论的观念，温家宝总理并未看到，敬请中央办公厅或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把此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完整的转交给温家宝总理及家人。
关于温家宝全家在3月1日起被软禁的传闻，是否因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事被报复，温家宝总理没有正面回答。在北京资深学者拜访的时候，温家宝孙辈孩子出国留学工作的事情仍然没有实现（护照被没收），早已经开学的孩子仍未能返回学校，活泼的青少年孙辈却被关在家里，温家宝家人的自由权利仍受限制。我们呼吁，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自由权利，政治分歧不能把家人孩子当作人质。否则，这跟流氓政治没有区别了。希望全国党政军民关注温家宝总理全家的自由与安危，让心怀人民的心也得到党政军民关怀的温暖。
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命运到了大转折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和党中央也到了大抉择的关键时刻。思想决定命运，文化决定灵魂，制度决定兴衰。请中央办公厅将此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转交给党中央领导、党政军高层领导、各位元老及红色家族，然后商议挽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推进中国全面改革发展。同时，建议将此文转交给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回归父亲习仲勋的改革开放路线，停止毛泽东的“文革”黑暗专制路线，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希望。由于本文学者缺乏对习近平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的直接交流，本文难免有存在误解或偏颇的地方，不足之处敬请谅解，在此表达我们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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