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四大因素令中共未来无法与欧美抗衡

2022年4月10日星期日

分析：四大因素令中共未来无法与欧美抗衡

来源: 大纪元作者: 宋唐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一直是个激烈辩论的话题，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对中国（中共）未来地位和影响力的研判，而众多观察者正是因为所谓的“中国崛起”、“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说法，而对中共有所顾忌，放任中共的所作所为。

3月15日，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重磅研究报告《重审“中国崛起”说》（Revising down the rise of China），报告认为，“中国崛起”的说法建立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预期之上，即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50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4%～5%。如此一来，中国可能很快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单极时代”终结，中共还可能建立全球经济霸权，人民币可能代替美元等等。

但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将放缓到3%左右，到2040年放缓到2%，而从现在到2050年，总体平均增长2%～3%。如果增长只有2%～3%，中国的未来看起来就大为不同了。中国仍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永远不会形成对美国有意义的领先优势，即使到了本世纪中叶，中国的繁荣程度和人均生产力，仍将远远低于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不足以赋予中共任何与美国总体竞争的重大优势。

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竞争的能力，也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如果没有经济繁荣的助力，中国（中共）更难吸引伙伴国家。中国也缺乏与西方主要经济体进行整体竞争所需的经济实力，例如，将资源用于科学和创新、军事支出或资助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能力。

鉴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全球，理论上中国有可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比如到2050年每年增长5%。然而如此的前景预期，完全不符合以往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发展轨迹，中国经济更可能面临着下行风险。

因此报告认为，与那些评估“中国崛起”会对全球政治产生更广泛影响的预期相比，对“中国崛起”的说法，应该被大幅下调。对西方而言，“中国崛起”不应该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基本假设。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对中国经济采取相对“乐观”的态度，即排除了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政策失误（如共同富裕、打压私企）、金融脆弱性、国际环境变化（经济脱钩、内循环）等负面不确定因素，而只是客观分析了中国过去经济“成功”的经验要素，包括劳动力、房地产、公共投资、生产力增长等方面，利用跨国统计数据进行预测。

一、中国的人口制约因素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中，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过去严厉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结构快速转型，意味着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人口将迅速萎缩和老化。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劳动人口一直在萎缩。最新的中国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2020年，每名妇女只生育1.3个孩子。这与联合国的预测大体一致，即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约2.2亿人，而快速的老龄化，将使其人口结构迅速接近欧洲水平。到2050年，65岁以上的人将占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更重要的是，中国扭转这种人口前景的能力有限。过去十年以来，中共政府一直在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最近又推出了三孩政策，但迄今为止效果甚微。中国人似乎已经适应于小家庭，提高生育率需要时间，至少需要二十年，劳动人口才有可能增加。

推迟退休只能为中国增加约1400万至1700万的劳动力，总体效果有限。其它政策如完善儿童和老年护理服务，鼓励女性工作等等，但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本来就已经很高，而政府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努力，使得女性参与率更低。

韩国和台湾通常被视为是中国未来增长潜力最佳参照。韩国（1980年）和台湾（1975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今天的中国相似，当时，两个国家都处于人口红利期，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劳动力每年增长约1.5%。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预计将平均每年收缩0.8%，这也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几乎不可能达到“亚洲四小龙”时期的总体增长率。

而且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未来增长前景，后续影响可能会更大。比如，人口老龄化将会减少对额外投资的需求，特别是在住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包括商业资产。同时也会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因为经济活动将转向生产力增长较低的家庭服务（如老年护理）。

二、住房投资面临结构性下降

中国人口的下降，意味着房屋需求的下降，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的住房市场现在面临着结构性衰退。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住房投资估计翻了一番，占GDP的14%，约占所有私人固定投资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在200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热潮中，房产总投资占GDP的比例只有6%。

中共政府对房市供应过剩、过度杠杆化、投机性投资和价格快速上涨的担忧由来已久。而最近开始的对住房市场的控制、“三条红线”等等，更引发了对广泛的经济危机蔓延的担忧。

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根本问题在于中国的房地产业面临结构性下降，而不仅仅是周期性下降。这是由中国独特的严峻的人口前景和放缓的经济所引发的。

在2040年代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将会每年增加，但与前几十年相比，增幅急剧减少。现在，中国每年增加约2000万的城市人口，到2030年只增加1000万人口。但到2040年代以后，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数量，每年将会减少数百万。这意味着每年城市住房建设的急剧下降，到2040年代，中国城市的建筑面积建设，将完全由维持现有住房存量的需要来维持。

这意味着中国的住房投资，最终进入结构性衰退，从几年前占GDP的14%的峰值，降至2050年最终只占GDP的4%。即使中国能维持每年5%的经济增长到2050年，住房投资的重要性也会急剧下降，因为其它经济部门增长会更快。

如果再考虑到其它因素，中国城市住房市场的前景就更不容乐观。比如，现在约90%的城市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大多数购房者已拥有至少另一套住房。再加上住房长期以来供过于求，这表明，收入增加和住房需求之间的关联，在未来可能会减弱。

住房热潮的结束，对中国经济会产生深远影响，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比如地方政府的预算将面临压力，因为土地转让费占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系统会更加脆弱，比如房地产现在占据未偿还银行贷款的30%，家庭杠杆率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两倍，达到了GDP的60%。

由于住房投资的下降是结构性的，政策上试图抵制这种下降并保持投资的人为上升，只会有可能产生更多的供应过剩问题。

三、公共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的公共投资约占GDP的16%，大大超过了当今任何其它主要经济体。

世界银行2019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是第一个以相对低收入水平开始发展高铁网络的国家。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经建造了超过2.5万公里的高速铁路专用线，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

中国人均公共资本水平已经很高，这意味着中国利用公共投资，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首先，与过去的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的公共投资在未来将遭受更明显的收益递减，亚洲四小龙在类似的发展阶段，还有更多的空间从额外的基础设施支出中获益。

其次，到2040年，中国人均公共资本将达到12万美元，比大多数富裕经济体高出约50%，甚至远远超过日本。保持目前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速度，而不遭受某种长期的危机（产能过剩、效率低下和彻底的浪费），根本不可能。

因此，在我们的增长预测中，我们假设了一条更合理的路线，即中国的公共投资下降到GDP的8%左右，大约是目前的一半，并保持在这个水平。这与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相似。

四、生产力增长放缓

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由提高生产力来决定。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提高，总体生产力平均年增长3.9%。而这种“奇迹般”的表现，主要归因于中国经济起点太低，所以追赶速度较快。

虽然很难判断中国未来的政策方向，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生产力的增长在长期内将继续放缓，即使是诸事顺遂。

首先，生产力增长放缓，符合追赶型增长的经济思维逻辑。增长经济学的核心原则之一是“有条件的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即在控制了其它关键变量之后，较穷的国家往往比较富的国家增长更快。

就中国而言，其最大的生产力爆发，来自于抛弃计划经济，开放国际贸易和投资，产业从农业转移到高生产力的工业和城市服务业。因此，未来的生产力提高，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建立新的制度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需要时间。例如，将资本引向最具生产力的现代金融体系，能够支持更高质量增长的监管机构，以及为私人创业和创新提供更有力支持的法律体系。

第二个原因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想法。很显然，随着发展，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政治层面，维持快速增长的改革要求越来越难以成功实现。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阻碍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是实现预期改革技术上的复杂性，比如，在不引发动荡的情况下整顿金融体系，或在不引发资本过度外流的情况下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

这意味着，尽管中国可以进行许多有益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是否成功，以及是否以足够的速度进行，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例如，取消中国的户口制度是一个长期的、公认的增长点，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比如支持制造业，减少预防性储蓄，鼓励更强的家庭消费，并使住房市场的调整更加平稳。尽管如此，户口改革仍然进展缓慢。

预计生产力增长放缓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面临额外的国际环境的压力。亚洲四小龙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西方市场、获取西方技术，而中国（中共）则面临着在贸易和技术方面与美国和西方“脱钩”的前景。

在贸易方面，中国在2008-09年金融危机后，已经被迫放弃出口驱动型增长，随着与美国双边关系的恶化，这一趋势得到加强。

技术限制将减少中国进入全球技术前沿的机会。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与美国的研究和开发有关的技术溢出效应，近年来对中国的年度生产力增长贡献了约0.2个百分点。加上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溢出效应，这一数字达到了0.3个百分点。与其它情况相比，年生产力增长的0.2～0.3的损失，将意味着到2050年GDP累计减少6%～8%。

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中国正寻求更多所谓“内循环”，但这正好是拉低生产力增长的原因所在。与吸收国外知识和技术的产业相比，国内服务往往会减缓生产力增长，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加强这种影响。

即使假设中国继续沿着目前的轨迹发展，即使中国的政策被证明是相当成功的，生产力的增长也将继续减缓。

以亚洲四小龙与今天的中国做一个大致比较，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生产力增长，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下降了大约30%。如果中国遵循此模式，到2050年，生产力增长将降至平均每年1%。这还是比较乐观的假设。

中国经济未来（2030～2050）增长是2%～3%

现在，我们将前面几节的评估汇总起来，预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劳动力规模预计会下降，即使延迟退休，但只会抵消劳动力参与率的预期下降。由于结构性衰退，住房投资预计将从占GDP的14%左右的高峰，下降到2050年的4%。到2030年，公共投资将下降到GDP的8%，并在此后保持这一水平。

较低的住房和公共投资，有可能为更多的商业投资释放资源。然而，商业投资的大幅提升似乎不太可能，更有可能市场化改革受限，使商业投资受阻。即使倾向于乐观的一面，允许商业投资的增加，抵消2030年以来住房投资下降的一半。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预计中国总投资在未来几十年内平均占GDP的比例，由目前的43%下降到33%。

中国生产力的增长，将比目前的速度减缓30%，每年平均增长1%，这与最初的“亚洲四小龙”在类似发展阶段的经验是一致的，并且由于忽略了中国可能面临的脱钩和更加内向的经济所带来的额外阻力。

综合所有这些因素，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从今天的6%左右的速度，降至2050年的每年2%～3%，到2030年，年增长率将减速到每年3%左右，到2040年进一步降至每年2%左右。

为什么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可能达到5%～7%？

一个常见的论点是，中国仍然远远低于全球生产力前沿水平，这意味着仍有很大空间实现快速增长。虽然有这种可能，但中国将很难把这种潜力，转化为生产力更快增长，相反可能更糟。

以商业投资和人力资本为例。即使做出更乐观的假设，中国能够从2030年起，将预计减少的住房投资完全转为商业投资，但由于中国的商业投资的收益递减，意味着这只能为205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增加0.2个百分点。

考虑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工人越来越少，中国将很难大幅提高其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除非中国向大量技术移民开放边界，但这不太可能）。假设中国能够加快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年度经济增长也只能再增加0.3个百分点。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怎样的生产力增长速度，才能在2050年实现每年5%～7%的平均增长，这有多大的可能性？

要达到7%的增长，需要中国的生产力每年增长3.8%，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做不仅需要中国远远超过当初亚洲四小龙的生产力表现，而且还让中国返回1990年代中期生产力尚未增长的时代。

实现5%的经济增长似乎更加可行，但这不仅要求中国要将目前的生产力表现，从每年1.3%大幅提高到2.3%，而且还要将其维持几十年。中国上一次能够实现大约这个速度，是在2008-09年金融危机之前。

此外，迄今为止，中国的生产力增长在可比的发展阶段，比原来的亚洲四小龙的表现要差上一大截。但要实现5%的经济增长，中国需要超过韩国的历史生产力表现，并与台湾在类似发展阶段的表现相匹配，尽管中国可能会面临来自贸易和技术脱钩的额外障碍。

新兴的数字技术，也许是中国可能实现更快的生产力增长的一种方式。然而，迄今为止，新兴数字技术的红利，还不足以提升总的生产力增长。

中共治下的“中国崛起”不应成为基本假设

报告的核心论点是，截至205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每年2%～3%左右，这意味着对“中国崛起”的说法进行了大幅降调。

增长放缓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中共官方声称，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和经济总规模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但要实现这些目标，意味着在2020～2035年期间，总体经济增长为每年3.4%～4.0%，人均增长为每年3.5%～4.2%。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不会达标。

另一个关键的影响是，如果增长放缓，中国将无法追赶上富裕国家平均生活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甚至到本世纪中叶也是如此。一方面，到2050年，中国的平均人口将比现在富裕2～3倍，生产力提高2.5～3.5倍。尽管如此，根据目前对美国未来平均每年增长1.6%左右的预期，中国仍将比美国穷得多，生产力也低。到2050年，中国人的平均财富将是美国人的40%，而中国的平均工人的生产力将只有美国人的一半。

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最终可能多大程度形成主导地位。根据报告预测，到2050年，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可能是现在的2.0～2.7倍。然而，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的影响，就不那么明显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到本世纪中期与现在相比，基本保持不变。中国在全球产出中以名义美元计算的份额，也只会适度上升，从目前的17%上升到未来几十年的五分之一多一点。

可以预见的是，对增长放缓的预测，意味着中国的全球崛起的影响将被大大削弱。这源于两个因素。首先，与其它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预期增长率相比，中国将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其次，中国增长放缓，意味着它对西方先进经济体的增长优势将大大减少，从2040年左右开始，这种优势将变成增长劣势。

与传统的“中国崛起”的说法相比，我们的预测所暗示的前景截然不同。例如，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到2050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地缘政治分析家的预期甚至高达5%～6%。正如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保持每年5%的增长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巨大的成功，远远超出了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也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