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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剑侠女被意外拍到，在90年代的中国北方小镇侠女御剑飞行被意外拍到，不过出了点小意外，还好没有大事
爆北京突遇最新大难题 美军要在台海部署导弹习近平刚走，川普就给台湾送上"大杀器"
台湾人均资产甩开日本，惊人差距曝光；对比中国7成家庭存款不到10万，央行数据被打脸 热点直击 Z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
那些高出森林的大树，总要先被大风吹倒；那些超出河岸的土堆，必先被水流冲走。
生活中，总有人喜欢把面子撑足了，给别人塑造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非要惹得周围人艳羡的眼光，才肯罢休。
却不知，有时候，你拼命炫耀和显摆的，也许正是自己欠缺的。
人到中年，经历了坎坷变故，看透了人情世故，应该学会沉淀，低调做人做事，频繁卖弄，只会让人生厌。
财不外露，贵不独行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
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
——唐·白居易《感兴二首》
以前的人炫富，腰有十文，必振衣作响。
现在的人炫富，和人聊天，必谈自己的房，车，工作，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过得很好。
古语有云：“客不离货，财不露白。钱财一旦露白，轻则招人嫉妒，重则惹祸上身。
西晋石崇富可敌国，却因与国舅王恺斗富招祸。
王恺下令用麦糖水来刷锅，石崇便让家仆要用蜡烛代替柴火烧火；
王恺出行用紫色的丝布做成四十里的步障，石崇就命人用五彩的锦布，做了五十里的步障；
……
石崇尽显财力雄厚，在这场斗富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却也因此被有心人盯上了。
最终，被人诬陷图谋不轨，家产全部没收，还丢了性命。
《道德经》有言：“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真正富有的人，从不会刻意炫耀财富，来彰显内心的满足。因为他们知道钱财不过身外物，不该成为你攀比的资本。
人活到极致，不是虚荣和肆意，而是低调与克制。
别让辛苦半生攒下的家底，成了给自己挖的坑。炫耀使不得，唯有懂得藏财，才是成年人应有的智慧。
功不求盈，业不求满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明·王阳明《传习录》
一个“傲”字，看似是自信，实则是自满；看似是高人一等，实则是自断后路。
有道是：“自古人生最忌满，半贫半富半自安，半聋半哑半心安！”
人心不可知，当你向别人炫耀事业和成就时，遇到他人心生妒忌，免不了会招来祸患。
越成功的人，越低调，谦虚，放低姿态，才能赢得更多的尊重。
三国杨修才华横溢，却因处处显能招祸。
曹操经过曹娥碑，见碑背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杨修立刻猜出是“绝妙好辞”四字，而曹操走了三十里路才想明白。这让曹操心中暗生忌惮。
最致命的是，他还卷入曹操儿子们的世子之争。
曹操考验曹丕和曹植，杨修却多次替曹植预作答案，让曹植对答如流。
曹操后来发现，大怒道：“匹夫安敢欺我耶！”
最终，在“鸡肋”事件中，彻底激怒了曹操，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其处死。
《菜根谭》有言：“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处。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钜的力量。”
人生有尺，过则为灾。有财，要懂得节俭；有识，要懂得谦虚。低调，不是自卑，而是清醒。谦逊，不是软弱，而是格局。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别让你的才华，变成刺向自己的刀。
话别太满，事别乱揽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宋·朱熹《观书有感·其二》
说出去的话，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答应别人的事，像欠下的债，迟早要还。
有个叫桓赫的雕刻大师，向众人分享雕刻之道：“秘诀很简单，就是把雕像的鼻子雕大一点，眼睛雕小一点。
因为鼻子大了，还可以修小，太小了却没法改得更大；
眼睛小了，可以改大一些，但是太大就不能改小了。”
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话留三分软，事到五分满。
脱口而出的承诺，易破碎；太快答应别人的事，易受累。
人到中年，交的朋友多，人脉广，这是多年经营积累的结果。
如果你一味地去炫耀自己的朋友圈子，不仅得不到正面的反馈，甚至还会让你的“人脉”心生厌烦。
在别人看来，你如此优秀，托你办事儿帮忙肯定轻而易举就能成功。
你若拒绝，会被别人记恨在心，觉得你也不过如此；你若答应了，还要消耗自己的人际关系求他人办事儿。
事成欠人情，事败被人看轻，无论如何都是吃力不讨好。
要记住，你不是圣人，做不到令所有人都满意；你也不是活菩萨，无法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仅仅仗着认识的人多，就把什么事都往身上揽，最后揽的事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
民间有句俗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自己做不到的事，就不要轻易开口。人生，往往是成在适度，败在过度，误在失度。
话别说太满，事别乱答应。留三分余地给别人，也给自己。
作家冯骥才在书中这样写道：低调，是为了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调，是为了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人到中年应该明白，真正的强大，是学会沉淀，低调处事不张扬，时刻保持内心的谦逊与尊重。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
人活一世，贵而不显，华而不炫，低调，是远见，谦逊，是智慧。
往后余生，别总活给别人看，在自己的世界里熠熠生辉，捡拾生活的快乐。
来源：骊歌声声慢
Finding分析文章：摆在中共面前的是两颗迫在眉睫的雷：地方债务和财政收入。
一旦现有政策失灵，为了不让地方债务集中暴雷、保住中央的钱袋子，中共手里只剩最后一张牌：开动印钞机。
下面帖子中说的这几件事，中国政府已经在做，而且做得还不够把雷拆掉。问题不在“懂不懂西方经济学”，懂有什么用，薄的学历那可是相当的耀眼；再说了，懂的人又不能做决策，甚至影响力越来越低，习近平谈的更多的是政治安全，而不是经济安全。
第一点，低息换高息、拉长到期，不是没用过的牌。
2024年底以来的隐债置换，财政部自己说平均成本降了2.5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大约省利息6000亿元。2025年地方债平均发行利率已经降到1.97%，期限拉到15.4年。这就是对方说的“低息长债换高息老债”。
结果是法定地方债从2023年底的40.7万亿胀到2025年底的54.8万亿，债没消失，只是从城投表外挪到财政表内。2025年仅地方债付息就约1.48万亿，同比还在涨。综合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本级加政府性基金）从2021年高点约20.5万亿掉到2024年约17.7万亿，付息覆盖倍数同步变差。置换省的是利率，补不回土地出让崩掉的那一块。
第二点，“利息降到零、无限搁置”不是免费操作。
内债确实可以滚，但债权人是银行、理财和住户储蓄。利息打到零，等于强制金融体系持有零收益资产，利差和存款收益被抽走，这是金融抑制，不是消债。
财新报道过“停息挂账、利息本金化”的方案被研究后否掉，就是因为副作用太大。日本能用国内债滚几十年，靠的是经常账户盈余和还在攒钱的家庭；中国储蓄率已从高点回落，老龄化更快，而且地产这个抵押品已经先破了。滚得动是流动性，滚不动的是偿债收入。
第三点、直接税替间接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卡着。
增值税仍占税收约四成，个人所得税占比很低。房产税试点十几年推不开，楼继伟还说该在合适时点推全国房产税、但已搁了十二年。房价下跌期开征，打的是城镇有房家庭和地方干部，正是政权要稳住的那一层，而且会再压资产价格和消费。
通缩里加税更差：2025年GDP平减指数约-1%，名义税基本身在缩，税务部门已经把收入疲弱归到通缩和地产。税基扩不动，不是因为没人读过公共财政教科书。
第四点、通缩和恶性通胀不是二选一。
恶性通胀会伤政权，这点成立。但债务通缩会把实际债务负担越滚越重：名义收入下滑时，再低的名义利率也盖不住。日本式长期通缩没有摧毁选举制度，可它换来的是三十年名义停滞；中国的合法性更绑在就业和增长上，青年失业和地方保运转已经是眼前的约束。
另外“印钞”不是最后才亮的开关。降准、再贷款、政策性银行、特殊再融资债，本来就是准财政货币化。现有政策失灵之后要加码的，不是一张全新的牌，而是同一条渠道加得更猛。
技术官僚清楚恶性通胀的代价，同样清楚资产负债表衰退里必须有人支出；卡他们的是不能让银行认亏、不能对地方公开违约、不能动有房阶层的税，所以才反复用滚续和压抑利率顶着。
（资料照片）
来源：X
作者沈泽玮：中国去年9月3日举行大阅兵，北京天安门城楼出现“习普金”，即中国、俄罗斯、朝鲜最高领导人并肩同框的罕见画面。
放眼今年11月，深圳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习普金”会否变成“习特普”，即中国、美国、俄罗斯最高领导人聚首？大国同框很可能发生。川普已明确表示11月将赴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普京也在致习近平的贺信中说，相信两人将在深圳APEC期间会面。
中美俄三个拥核国都是APEC成员。早在2017年越南岘港APEC期间， 三巨头已经同场，并在传统合影中同框。当时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了双边会晤，川普与普京也曾在APEC期间短暂会面。
这次深圳APEC的看点，在于三人能否从非正式寒暄、双边会晤，升级为历史性三边正式会晤？
同框容易，同桌难。普京此前在瓦尔代论坛上表达了对中美俄三边会晤的开放态度，但同时也道出了难点。他说，“最重要的是确定哪些议题可以作为此次潜在三方峰会的基石”，“我们需要为这一谈判进程制定议程”。
三人同框可以较随意聊，像“习普金”三人去年在天安门城楼边走边聊，话题很随性。但如果三人同桌坐下，就必须有三方共同谈论的议题。要谈什么？又能达成什么实际成果？
和2017年相比，当下中美俄三边关系和全球局势已剧烈改变。当时川普第一次上台，中美虽已产生贸易摩擦和战略分歧，但仍曾强调合作，如今已演变为全方位战略竞争与管控博弈。更大的不同，在于俄罗斯已于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
“习特普”今年11月于深圳碰头时，三边关系背后至少压着俄乌战争、高度竞争的中美关系、不断深化的中俄合作，以及微妙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美国正在推动与俄罗斯接触，同时把中俄关系纳入战略考量；俄罗斯希望改善对美关系，同时守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则希望维持中俄合作，同时管控中美竞争。
三方利益的错位，使议程设置本身成为需要跨过的门槛。在这个背景下，所谓的“雅尔塔2.0”格局几乎不可能出现。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有特定的二战背景，美苏英领导人在战争结束和战后秩序重组的节点，讨论欧洲及战后安排。如今，欧洲、印度、日韩、中东以及全球南方国家均拥有外交自主权与行动力，国际格局也进入了多极时代，不可能再接受“三个大国坐下瓜分世界”。
从东道主中国的角度看，促成中美俄三边会本身或许就是加分，不仅为中国提供观察和协调美俄关系的窗口，也能把俄乌冲突放进更大的国际议题框架。
川普一直推动俄乌停战，但尚未公开支持三边会谈。不过，从川普角度看，“习特普”并非完全没有议题可谈。他今年5月访华后曾透露，与习近平讨论了无核化，并认为俄罗斯应参与；9月习近平访美期间，白宫在会后声明中披露，川普主张举行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对普京而言，三边会晤提供了一个与美国直接沟通、缓和关系的机会。三巨头并非无话可谈，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个三方都愿意坐下来、且有可能取得实质突破的共同议题。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变量，就是朝鲜。
喜欢戏剧效果的川普，今年多次表达希望与金正恩见面，称金正恩是自己的“朋友”，更说自己“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他喜欢的人”，并表示“我也喜欢他”。他在8月中旬还称，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并称与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
但川普想见，并不表示金正恩也有同样的迫切性。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此前否认近期与美国有接触，并称美国对朝“敌对政策”并未改变。
回看川普过去三次与金正恩会面，2018年在新加坡和2019年在越南河内的前两次会面，都是专程赴约；2019年6月则借赴日本大阪参加G20的行程，顺势前往板门店与金正恩见面。这次金正恩是否愿意重新进入谈判，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面，是另一回事。
朝鲜并非APEC成员，若在深圳期间真的出现“习特普金”四人同框或“川金会”，更可能借APEC行程，另行安排场边外交活动。不过，有受访中国学者认为，中国虽然愿意搭台，但美朝领导人出于政治考量，未必愿意在中国的主场完成高调会晤，尤其是中美存在竞争关系，川普不会愿意给中国加分，而更倾向于选择较小的中立国场地。
从中国的角度看，促成各方对话与协调，符合反对阵营对抗、倡导多边主义的外交叙事。但一张APEC的谈判桌能容纳多少国家、能谈出什么成果，不仅取决于东道主的搭台智慧，更取决于手握战略核力量的各方，能否在博弈中找到利益交集。
同框是场面，同桌才是外交。深圳这张桌子最终能坐下谁、谈什么，或许才是APEC真正的悬念。
来源：联合早报网
1961年8月13日凌晨，东德政府一夜之间在柏林市中心筑起一道水泥墙，把整座城市劈成两半。那道墙存在的目的，官方说是“保卫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不让东德人用脚投票，逃向自由世界。柏林墙立起来的那一刻，全世界都看懂了一件事：一个政权如果需要用围墙才能留住人民，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人民信任的政权。
中共武警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内巡逻。*
1961年8月13日凌晨，东德政府一夜之间在柏林市中心筑起一道水泥墙，把整座城市劈成两半。那道墙存在的目的，官方说是“保卫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不让东德人用脚投票，逃向自由世界。柏林墙立起来的那一刻，全世界都看懂了一件事：一个政权如果需要用围墙才能留住人民，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人民信任的政权。
65年后的今天，中国虽然没有再筑一道水泥墙，但它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数字铁幕，用大数据、人脸识别、AI风险评分，取代了岗哨和探照灯。
2026年9月15日，《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正式实施，这道新规表面上是行政程序调整，骨子里却是把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持台胞证的台湾人，甚至每一个持美国护照的华人，都重新编织进一张随时可以收紧的网子里。
如果魔鬼真的统治着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它最擅长的手段，不是明目张胆的屠杀，而是把人最基本的迁徙自由，变成一项必须靠“听话”才能换取的恩赐。
一纸规定把出入境变成政治工具
出入境新规第四条明确写着，凡是涉及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可能危害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人员，主管部门可以决定不准出境；第六条更规定，涉及国家安全或刑事侦查时，当局可以不向本人说明具体情况。
这两条放在一起，等于是把“你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一个不需要向你解释理由的黑箱。法律原本应该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为个人、企业和社会留下不可侵犯的边界，在这里却反过来，变成政府随时可以拿来对付任何人的一把万能钥匙。
Manus案：“肉身芯片”们的第一个活教材
早在新规正式公布之前，这套限制出境的逻辑，就已经在个案里先行上路。今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国AI新创公司Manus的两名共同创办人被限制出境，无法离开中国，时间点恰好卡在美国Meta宣布有意收购Manus之后。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当局担心核心技术与人才随着并购一起流向海外，才出手拦人。
台湾时事评论员吴静怡对此形容，工程师正在被当局当成“肉身芯片”看待，只要身上带着足以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技术与知识，人本身就成了需要管制的战略资产，过去那种“只做技术、不谈政治”的思维，已经不足以应付这种等级的管控。
新规正式生效前夕，自由亚洲电台9月2日还取得两张流出的内部截图，一份《同意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要求体制内人员出境须先取得单位同意，另一段对话显示，某银行内部规定员工一年出国最多两次、护照必须在回国三天内上缴分行。
一位中共体制内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这些规定早已在内部实施多年，这次新规只是把过去见不得光的灰色操作，正式写进了法规条文里，而且新增了对金融、科研人员与在校大学生的限制，原因是过去一年AI人才和技术数据持续外流，已经实际影响中国自身的科技开发进度。
企业家用脚投票：一场悄悄进行的资产与人身大迁徙
在Manus案之外，最近一连串企业高管离境的动作，同样清楚说明企业家群体正在重新评估风险。安踏品牌前CEO徐阳7月15日以“家庭原因”辞职，直到8月18日才在朋友圈公开说明要搬去洛杉矶，而他发消息的时候，飞机其实已经从香港起飞大约一个小时，等于是人先安全离境才敢开口。
长期定居海外的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也被网民拿来当作案例讨论，中国人真正担心的，已经不是能不能出国，而是一旦回国，还能不能再出来。
这种集体性的谨慎，本身就是一种民间对政权信任度的实时民调，当一整个阶层的成功者，都下意识地选择“先离境、再发声”，说明大家心里都清楚，这道边境线，随时可能单方面对他们关闭。
就连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出游也未能幸免，一位体制内人士8月带孩子去香港迪士尼乐园，提前一个月申请，结果只批到四天假期，迁徙自由被切割成需要层层审批的稀缺配额，这才是新规落地后，最贴近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台湾人的隐形风险：台胞证何时会被当成中国身份证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明确指出，北京一向奉行“选择性执法”，19条规定里虽然没有一条白纸黑字写着“持台胞证视为中国公民”，但只要对中方有利，这套限制出境的逻辑，随时可以套用到台湾人身上。
台湾官方名单点出七类容易被锁定盘查的台湾人：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还有曾参与“青鸟行动”的人；陆委会另外列出五类高风险身份：台商、台企干部、半导体与科技人才、基层公务员，以及宗教界人士。
2024年5月28日，全台共有15个县市同步发起“青鸟行动”，图为台北市民再聚街头，反对国会扩权。（宋碧龙／大纪元）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出面否认，说这是“危言耸听”，赴陆旅游探亲完全不需要担心。但过去已有台湾人在中国被限制离境甚至判刑的先例，中方处理案件时，从来不在乎你有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只在乎你是不是“他们认定的中国人”。
连外国护照都不安全：两起真实案例与美国务院的正式警告
今年6月，缅甸出生的美国籍学者敏辛受邀到昆明开会，刚落地云南机场就被带走，随后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美国国务院8月正式认定他遭到“错误拘押”。
另有一封网传陈情信提到，一名入籍日本13年的华商，带全家回中国探亲，返日时在机场被拦下，一家五口被审讯七天，本人还被逼放弃日本国籍、恢复中国国籍，并被限制出境到2036年。
正是这类事件不断发生，美国国务院9月4日更新中国旅行警告，把中国大陆列为二级“提高警惕”，明确指出中共当局会“任意执行当地法律”，可以在没有公平透明程序的情况下实施出境禁令，甚至存在错误逮捕或拘押的风险。
警告特别点出，即使是出生就是美国公民、不存在双重国籍问题的华人，中方也出现过拒绝承认其美国公民身份、限制其出境的记录。这正是中共体制下最危险的地方：法律从来不是限制权力的边界，而是当权力需要时，随手拿来使用的工具。
历史的镜子：从户籍制度到柏林墙共产政权把人民当囚徒
把人民锁在国境线之内，并不是中共的新发明，而是共产极权政权的共同本能。1958年，中共颁布《户口登记条例》，把全国人口牢牢钉死在城乡二元户籍体系里，农民未经批准不得进城，这套制度直接为随后“大跃进”期间三年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埋下伏笔，因为人连逃荒求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把上千万城市青年强制迁往农村，迁徙自由彻底沦为政治口号下的牺牲品。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公民出境几乎是天方夜谭，护照是极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特权象征。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把上千万城市青年强制迁往农村。（公有领域）
同一时期的东德，用柏林墙和电网围住整个西柏林，1961年到1989年间，至少有一百四十多人试图翻墙逃亡时丧命。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那一夜，东德人涌向边境检查哨，用双手和𨱍头把那道存在了二十八年的墙敲碎，这一幕之所以震撼世界，正是因为它证明了，任何靠围墙维持的统治，终究会被人心的渴望瓦解。
2011年8月13日，一名男子在伯瑙尔街的柏林墙上展示的历史图片前拍照。(Michele Tantussi/AFP ImageForum)
放眼今天的世界，仍然把出入境自由当成政权统治工具的政权屈指可数，朝鲜是最极端的例子，普通公民未经批准几乎不可能出境，脱北者一旦被抓回，轻则劳改，重则处决，这种把人民彻底禁锢在国境线内的做法，长期被国际社会视为侵犯基本人权的活样板。
中国过去几十年靠着改革开放，逐步走出了那个护照极度稀缺的年代，如今却又透过新的行政规定与科技手段，朝着朝鲜式的边境管控逻辑悄悄靠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可以用具体条文和真实案例逐一印证的现实。
多个人权组织与学者在新规生效前后公开指出，中国正在把边境管制变成一项“常态化治理工具”，中国的边境事实上已经变成一座影响着数以百万计人口的巨型监狱，这句评语听起来刺耳，却精准捕捉了这套制度真正的运作逻辑。
今天的中国没有水泥墙，却用AI大数据、人脸识别和出入境黑名单，筑起一道更精密、更难被看见、也更难被推倒的数位柏林墙。
人口危机下的铁幕逻辑：中共真正害怕什么？
中国从2000年到现在，净移民流失估计高达1000万人，而且集中在年轻、高收入、高知识这一群人身上。与此同时，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800万，死亡人口却接近1000万，光是这一项，人口每年就净减少200万，再加上每年三五十万人主动选择移民海外，人口结构恶化的速度远比外界想像得快。
这背后牵动两个层面的恐惧：一是战时动员能力的萎缩，两岸情势与中美博弈持续升温的当下，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等于直接削弱国家可动员的人力基础；二是财政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高收入群体一旦离开，缴税缴社保的基数就越来越窄，留在体制内的人，承担的负担只会越来越重。
所以这次新规表面上是在管理出入境秩序，骨子里其实是一场针对人口外流的长期拦截战略，而拦截的手段，不是提高吸引力，而是提高逃离的成本。
孔孟的两千年警示：苛政猛于虎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里孔子讲得很清楚，“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如果远方的人不愿意归附，靠的应该是以德政去吸引他们，而不是用强制手段把人硬留下来。
孔子还有一句更直白的话：“苛政猛于虎”，出自《礼记》，记载他在泰山脚下遇见一位妇人，宁可家人接连死于猛虎之口，也不愿离开这片土地，只因为别处的赋税和苛政比老虎更可怕。这个故事流传2500年，讲的正是暴政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道理。
《国语》里召公劝谏周厉王的那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同样指出一个统治者若只知道堵塞人民的嘴巴和脚步，而不去疏通民怨的根源，最终溃堤的力道只会更加猛烈。老子在《道德经》里也留下一句冷峻的提醒，“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如果人民已经不怕最坏的结果，用恐吓去威胁他们，注定是徒劳的。
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智慧，放在今天的出入境新规上，竟然一字不差地应验：把出入境的门坎抬得再高，审查的网撒得再密，能限制的只是人的身体能不能出境，限制不了的，是人心里那份想走的念头。
《孟子》里还有一句话同样值得放在这里对照，“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一个政权如果失去了人民的心，光靠强制手段撑住的统治，终究是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的局面，这正是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留给后世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警示。
1989年的先例历史从未真正翻篇
这次并非北京第一次用出入境管制作为政治工具。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曾大规模收紧出境审批，许多参与过学运、对政府提出异议的知识分子与学生，护照被扣、出境申请被无限期拖延，一锁就是好几年，甚至终身无法再踏出国门。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不仅政治权利被剥夺，连迁徙、探亲、通信的自由都受到严密监控，这种用行政手段惩罚异见者的做法，早已写进了中共的统治基因里。
今天的出入境新规，不过是把37年前那套人工审批、层层盖章的做法，升级成了AI风控评分与大数据联防联控，工具变了，本质从未改变过。
当技术成为新的镣铐
值得警惕的是，这一次的管控工具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加精密。过去限制一个人出境，靠的是基层单位收走护照，或者在边防站凭名册拦人，效率有限，也容易出现漏洞。
今天的系统，靠的是人脸识别、手机定位、消费记录、社交关系图谱，甚至亲属的婚姻与工作状况都能被实时调取核查。
中共通过AI大数据、人脸识别与出入境黑名单，筑起更严密的数位柏林墙。图为2018年10月24日，北京中国国际公共安全博览会上的人脸识别安防摄像头。(Nicolas Asfouri/AFP)
有长期居住美国的中国人被要求视频通话、实时共享定位，当地公安甚至直接联系其在中国的父母，核实婚姻与出境细节，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境管理，而是一整套跨越国境的监控体系，把“境外”也变成了它可以延伸触角的空间。当技术的精密程度超越了人性的底线，围墙的形式就从水泥变成了代码，但囚禁的本质分毫未变。
西方哲学的回响：鄂兰笔下极权主义对人的“多余化”
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在研究纳粹与斯大林极权统治时提出过一个关键洞察：极权主义最终极的目标，不是奴役人，而是让人变得“多余”，也就是彻底剥夺一个人自主决定自己命运、迁徙、发声的能力，把活生生的个体，简化成一个可以被随意编号、审查、放行或拦截的档案。
鄂兰指出，极权政权最恐怖之处，往往不在于某个具体的暴行，而在于它建立起一整套系统，让普通官员只需要“依法办事”、“依规审批”，就能参与到剥夺他人自由的链条里，而不需要感受到任何道德上的愧疚，这就是她说的“平庸的邪恶”。
今天，一个县级公安机关的办事员，只要在系统里按下一个审批按钮，就能决定某个人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海外的父母，这正是鄂兰那套理论在二十一世纪最精确的映照，机器与官僚制度取代了个人的道德判断，邪恶因此变得高效，也变得日常。
结语：魔鬼要的是灵魂的禁闭，而不是身体的自由
如果我们愿意诚实面对，会发现这场出入境管制的本质，与Manus创办人被无故限制离境、台湾人随时可能被“选择性认定”为中国公民、美国公民在中国机场被无故拘押，其实是同一套逻辑的不同表现形式。
这套逻辑的核心，不是保护国家安全，而是确保每一个身在体制之内的人，永远活在“随时可能被收回自由”的恐惧里，唯有恐惧，才能让人乖乖配合、不敢反抗、甚至替政权效劳去迫害身边的其他人。
柏林墙用钢筋水泥困住了东德人28年，最终还是被人心的渴望敲碎；今天这道用算法和大数据织就的数字铁幕，看似无形，却同样困不住那份对自由的向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个国家如果真正有希望，人才会从世界各地主动回流，而不是需要靠限制出境才能把人留下。
这正是为什么，真正值得北京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怎么让人走不了，而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宁可冒着风险，也想离开。2500年前，泰山脚下那位宁死不肯离开的妇人告诉我们苛政比猛虎更可怕；2500年后的今天，那些宁可放弃回国、也要留在海外的中国人，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魔鬼从来不怕你恨它，它只怕你不再怕它，而这一天，或许正在慢慢到来。
从柏林墙到数位铁幕，从1958年的户籍制度到2026年的出入境黑名单，中共这套统治术横跨了将近70年，换过无数种形式，核心逻辑却从未改变：把人民的自由，变成一项可以随时收回的特许，让每一个人在踏出国门之前，都必须先问自己一句，我这一次出去，还能不能再回来；我这一次回去，还能不能再出来。
当一个政权必须靠着这样的问题，才能维持住表面的稳定，它其实早已亲口承认了，自己统治的正当性，经不起人民用脚投票的检验。柏林墙倒塌前，东德的秘密警察史塔西建立了全世界密度最高的线民系统，平均每6.5个公民里就有一个人在为政权提供情报，那套系统最终还是在1989年一夜崩溃，因为人心的重量，从来不是任何监控系统能够永远压住的。
今天中国的出入境新规、大数据联防联控、AI风险评分，本质上就是史塔西线民系统的数字升级版，只是换了一套更冷冰、更难被肉眼看见的形式继续运转。历史一再证明，凡是需要靠恐惧和围堵才能维持的统治，终究会迎来它自己筑起的那道墙被人心亲手推倒的那一天。
来源：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作者： 矢板明夫
中国外交最近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动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降格”了。9月3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谈到日本核武问题时，提到高市今年2月的发言。奇怪的是，他没有按照惯例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而是直接说“高市早苗”。“日本首相”四个字不见了，中共外交部的官方文字纪录也是如此。这应该不只是一次语言上的省略。
最近北京对高市政府的不满明显升高。就在同一场记者会，中共外交部还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称为“日本现任防卫部门负责人”，甚至故意不提他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就值得观察了。
因为，回顾中共过去的政治宣传，每当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对他的称呼往往会逐步“降格”。
第一步，就是先把官衔拿掉。本来是“某某总统”、“某某总书记”，关系不好了，就先把前面的职称拿掉，直接叫名字。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对中国认为的“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经常采用直呼姓名的方式。想表达的意思大概就是：“我知道你是总统，但是我偏偏不叫你总统。”这还算比较客气的。
第二步，是开始在名字前面加形容词、扣帽子。比如说“战争贩子杜勒斯”、“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日本反动派头目佐藤荣作”等等。这一套不只对外国人使用，对自己人更狠。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以后，1968年的中共中央文件直接给他戴上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
第三步，就更有意思了。连政治帽子都嫌太文诌诌，干脆开始起外号。最经典的就是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中苏关系好的时候，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同志”。翻脸以后，先变成“赫鲁晓夫”，后来再加上“修正主义头子”。到最后，因为赫鲁晓夫秃头，中国的宣传部门干脆送给他三个字：“赫秃子”。
为什么要给外国领导人名称降格？说穿了，就是在现实中拿对方没办法，就先在语言上占一点便宜，至少可以让自己心里舒服一点。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
所以，接下来对高市早苗首相的“称呼”，是否会继续降格？非常值得观察。
来源：X
作者： 华尔无街
伊朗原本最强的筹码，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全球能源市场的咽喉：如果美国继续施压，伊朗就让世界缺油，让油价、航运、通胀和政治压力最终反过来迫使华盛顿让步。但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发现自己并不能真正把这扇门关死。美国海军护航、船只关闭AIS、船对船转运、沙特东西输油管线、红海港口以及市场自身的适应能力，正在不断修补供应链。沙特9月出口从8月的约245万桶/日恢复到约540万桶/日，是这轮反弹的重要来源。
9月中东原油出口恢复到每天约1633万桶，接近2月底战前水平的八成；其中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流量已回升到约972万桶/日，而且这还没有完全计入关闭AIS航行的船只。卡塔尔相关LNG船只也开始重新增加通过海峡。
这组数字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只是“油出来了”，而是它正在改变美伊谈判中的力量结构。
伊朗原本最强的筹码，是让霍尔木兹海峡变成全球能源市场的咽喉：如果美国继续施压，伊朗就让世界缺油，让油价、航运、通胀和政治压力最终反过来迫使华盛顿让步。但现在的问题是，伊朗发现自己并不能真正把这扇门关死。
美国海军护航、船只关闭AIS、船对船转运、沙特东西输油管线、红海港口以及市场自身的适应能力，正在不断修补供应链。沙特9月出口从8月的约245万桶/日恢复到约540万桶/日，是这轮反弹的重要来源。
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已经失去制造麻烦的能力。战争风险仍然很高，油价和运输成本也远未恢复正常。路透9月底的调查显示，分析师已经把2026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预期上调到约89美元，原因正是海湾供应仍然受到结构性扰动。但从战略上看，“让世界付高价”和“让世界没有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等级。
只要全球能够维持七八成甚至更高的正常供应，美国就有条件继续耗。
美国自己原油产量近期已经接近每天1400万桶的纪录水平，虽然高油价会伤害消费者和通胀，但美国并不是一个完全依赖霍尔木兹进口石油的经济体。相反，伊朗承受的是封锁、制裁、出口受限、外汇减少以及军事设施和供应链持续受压。时间拖长以后，双方付出的代价并不对称。
因此现在甚至很难再简单地说“霍尔木兹是伊朗的筹码”。
更准确地说，伊朗拥有的是让别人运输更贵的能力，美国拥有的则是让伊朗自己的经济和出口更困难的能力。如果前者越来越能够被技术和物流绕开，而后者持续有效，那么霍尔木兹这张牌就会逐渐从伊朗的筹码，变成伊朗自己的负担。
这也解释了当前谈判的微妙变化。伊朗已经主动提出七日方案，希望通过重新开放霍尔木兹等步骤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压力；卡塔尔也在美伊之间继续进行穿梭调停。但在真正关键的核问题上，伊朗至今仍公开表示不会作出让步。
这说明火候还没有真正到。
如果美国这几个月承担高油价、海军护航和全球航运成本，最终目标只是让霍尔木兹恢复通航，那未必值得。但如果这些成本最终能够迫使伊朗在高浓缩铀、离心机、核查和核设施问题上提出一套真正可执行的方案，那么账就完全不同。
所以现在最值得看的，不是伊朗哪一天宣布愿意停火，也不是哪一天霍尔木兹恢复九成运量。
真正的转折点，是伊朗哪一天不再只讨论“美国怎么解除压力”，而是开始主动提出：核问题准备怎么解决。
到那一天，才说明美国这段时间付出的成本真正开始转化为战略成果。
来源：来稿
